Category Archives: 写作/文学创作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24年10月3日 老师，你还在吗？我躲不及还是很努力闪避，即使当下还在害怕、羞耻，却必须勇敢、坦诚的问：你死了吗？ 读《古诗词课》时，我回到二十五年前，看到你模糊的身影。我已经捞不起你的脸部表情了。但那把声音清晰依旧，像高光打在一个实物上、还未触碰已经知道握在手中的感觉。十九岁的我，崇拜你的声音。当时我困在网里，一只小虫子一样挣扎、乱扑乱撞，几近窒息。但是，通过你的声音，我找到了一个出口。我如饥似渴追随你的文学课，厚着脸皮找上你家去敲你家门口，不知羞耻问了你关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中国政治，还有我的人生困惑和我的生活疑难。我听懂了多少？其实我只能识辨，老师总是语出惊人。那些违反常理的话，听进耳里让年少的我振奋。不明白也记下来了。像拿到一本秘笈，即使还不能修炼，也好好珍藏，深信自己也会有成为高人的一天，甚至已经在成道的路上。 我在微信读书的“神作榜”看到《骆玉明古诗词课》，立刻点击开来。读到第一讲“《周南。关雎》：你要怎样去追求一个美好的女孩“时，决定拥有这本书，于是上网买了台湾出版的纸质书。一个月后，我捧着书，认真读起来。90年代，中国社会被一个虚假而荒谬的语言系统笼罩。老师总是危言耸听，因为偏激的语言能揭穿顽固的偏见和扭曲的谎言。可是老师，我不再是那个追崇与众不同的少女了。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明了激情善变、夸大和盲目。我学会了掀开情绪的表层，聆听深层理性的声音。这次读你的书，喷涌的才思还是一股热浪，把我冲昏。只是现在，我会等待热浪退潮，然后捡起遗落在岸上的小石子，仔细琢磨老师的意思。 读完《古诗词课》，我心上留下几个小石子。 第五讲：唐代诗歌，第一节“《春江花月夜》：谁是那个被月亮等待的人。”里分析到诗歌尾声的这句“江水流春去欲尽”，老师说，美妙的青春也是“去欲尽”的，生命也是“去欲尽”的，所以有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等你，你赶紧回到他身边去。因为世界是如此美好，生命是如此美好，而这个美好是不长久的，就是因为它不长久才美好。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它是不长久的，才美好呢？如果它是长久的，就不美好了吗？世界变幻、人生短暂，才美好？老师的意思是不是说，世界只能变幻、人生只能短暂，但它依然美好？还是，世界只能变幻、人生只能短暂，所以它必须美好？那我要问，如果世界不用变幻、人生不用短暂，它可以美好吗？世界能长久、人生能长久，最美好了，不是吗？

刊登于4月19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至今，John Lennon的Imagine還被供奉為宣揚和平的經典。每一次，我都想，世界依然把統一、同一作爲理想嗎？沒有國界，沒有性別和膚色差別、沒有貧富和階級差距，依然是人類美好的願景嗎？我也一樣，偶爾看到天空，會叫身邊的老公擡頭。他不會有多大的反應，總是不置可否。但是，我就是一定要分享。好像只有我眼中的美麗，才值得。 不久前，我們一起看了一部科幻卡通劇，Panteon。有一個人工智能，爲了修復一個上傳智能（上傳到網絡的人類），進入了這個人的意識。於是，她熟知他的所有生活内容，清楚他的所有思緒，也感受到了他的人生掙扎、他的幸福時刻和他所有的夢、憧憬和追求。然後，一個人工智能愛上了一個人類。我覺得浪漫極了。我問老公，你要完全瞭解我嗎？我渴望被理解、被認同。 我常常想，我跟桃二十年的友誼，歸功於她是一名輔導員。二十年來，我們年年的年初三相聚。我們從汎汎之交，慢慢認識、互相瞭解，一起經歷人生跌宕起落，到如今相知相惜。桃的三個孩子，從出世就收我的紅包。桃大女兒如今已在中國深造了。即使有一年，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無法赴約，我還是囑咐桃代我包三個紅包。孩子們收到紅包的快樂，不要中斷了。今年，桃問我，我有其他的閨蜜嗎？我說，過去有的，但她們結婚生子后，我們沒有了共同話題，我就主動疏遠了。是啊，那一次，我旅游香港跟她們聚餐。她們喋喋不休説著孩子上幼兒園的故事。我自己寫作的心事，一直找不到空隙吐露。我一直往嘴裏塞鮭魚芒果壽司、豆皮魚子壽司、玉子燒。分別后，囘酒店的地鉄上，我被陌生人包圍，内心騰出空間。我非常鬱悶，她們倆都定居香港，見面聊天的機會多的是，爲何我千里迢迢而來，卻當一個聽衆而已。現在我諒解了。剛身爲人母，世界繞著孩子轉，在所難免。當時的我，何嘗不自我中心，不懂人與人之間是雙向的流動呢？

刊登于8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七年了。那个秘密，有了解答。 “如果我选择了他呢？”我就能吃精致的食物，比如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我就可以知道，坐在跑车副驾驶位上的感觉。我就会有豪华的出游，住高级度假屋、看极光、游城堡、与海豚共游。我总是猜测和幻想，那个不存在的世界、生活、我和他。我不敢对老公说。我羞于启齿。但是，老公不想知道，因为他从来不问。这是自己保护，他知道选择性蒙昧会开心一点。我不说才对，不说最好。于是，这个隐藏的问题，是一笪污垢，时不时浮起。我的心总是灰灰的、刺刺的、咔咔的。我擦拭又擦拭，就是干净不了。只能不去想。暂时忘记。暂时沉到最深、最暗处。直到有一天，看着他的脸书，我惊觉自己如此平静。过去他的落魄因为我，我耿耿于怀。现在他的成功已经不是因为我，我竟然无所谓了。旁观那些贴文，不论惊喜还是可惜，我都不再觉得，跟自己有关。我这才发现，我已经有段时日没有问了。我已经接受，没有答案。那个不存在的自己，是更幸福和更富足，还是忏愧和懊悔？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了。 只是，我必须知道，为何老公能原谅我。他真的不在乎吗？他为何能放下？因为他害怕失去我吗？那就是委曲求全了，不是吗？我一直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有一次，我们看美剧Emily in Paris。我很疑惑，也很好奇。老公曾留学法国，他会理解。我问他，为何法国人的情爱关系那么混乱，丈夫明目张胆搞暧昧，妻子跟情妇争风吃醋，似乎婚姻有外来者再自然不过？老公说，确实，法国人接受爱情无法专一。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也是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才能原谅我出轨，是吗？” 老公说：“不是的。我是很爱你。”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还是欣慰，至少，他不怨恨。 我的心还是灰灰的、刺刺的、咔咔的。 四个月前，我们家经历了一场死别。我和老公心爱的毛孩，大小姐病逝了。死亡这张网，铺张、笼罩、囚禁我。两个月来，我照顾病重的大小姐，身心疲惫。即使做好心理准备，当那个时刻降临，我还是被抛掷一个虚无的时空，迷茫而恍惚。我感受不到过去未来和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这里那里还是哪里。死神紧紧的眼神，锁住我的存在。我站在意识的边缘，濒临崩溃。就在大小姐走了的那个深夜，我一点半从睡梦中惊醒。悲痛牢牢箍着我。我不愿吵醒老公，我必须独自面对。我爬起来，坐在床头静坐。 死亡迎面扑来。我想到了短暂而不长久的美好，想到了终将消失的生命，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也会彻底从这个世界被删除。我悲怆，更恐慌。我知道，静坐时，不要抗拒而要面对。我一面流泪，一面想起了大小姐、老公和爸妈。我对不起大小姐，我没有让她安详离去。我对不起老公，我背叛了我们的爱情。我对不起爸妈，我没有像他们爱我那样爱他们。尤其老公，我深深亏欠了他。我如此愧疚，我无地自容。就在此刻，同一瞬，老公发现我醒了，我也发现他醒了。我睁开眼睛，转身，投进他怀里。我放声哭泣。 “I nearly give you up, are you angry？” “No。” “Are you sad？” 淡淡的一声，嗯。 我呼喊：“You love me so much that you are not angry but sad！” 一双手拥住我。 … Continue reading →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６月９日 就是偏见。Pig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失去的故事。这个隐秘的野人，原来是多年前突然消失的殿堂级厨师。重出江湖，人人都认不出他了。但只要报上名字，大家都目瞪口呆，要不高山仰止要不卑躬屈膝。我不喜欢。故事讲得没有不好。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细节。大厨师对自己的敌人说：我记得我为我的每一个顾客烹调过的每一道菜。啊，这就是观众乐意看的和听的。我说，如果这是真话，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不常下厨。 很多人都乐意认为，艺术家就是才气和灵感。就是天启的天才。而天才，说白了，就是不劳而获。像买彩票中头奖。像当富二代。像李宗伟得世界冠军马来西亚全国放假。我也乐意有这种好运气。刚开始投稿时，不断被拒绝，我怀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作家。我害怕，坚持不懈，最终只证明我是个傻子。有一次，我在中国综艺节目里看到华晨宇谈论自己被誉为天才。他说，天才其实是比一般人都早很多很多就开始很努力很努力。我当下立刻释怀。上天没有抛弃我。 但是，上天还是有点偏心的。有的人，出错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很慢才更正过来。 我写作的初心，就是一个错误。 我第一次跟作家坐在一起，是2012年海鸥文学颁奖典礼上。那一次，我得了一个阅读马华文学奖。我很失落，因为我也参加了小说组。那时，我抓紧机会，问身边的曾翎龙一个自己非常在意的数目：你第一次得奖是你写了多少年以后？ 2014年，花踪文学奖办了很多讲座。讲座后，还让听众围着大作家和大学者，形成花圈。那一次，我选了花踪文学大奖得主的花圈。只因我觉得他是花踪里最大的赢家。我心心念念成为他一样的大作家、写大作品、得大文学奖。发问环节，我迫不及待，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怎么样写出这么好的作品？阎连科很尴尬。他一脸失措，眼神飘移，然后指陈思和说：这种问题让评论家回答。陈思和先是讶异，随着露出不屑，没有说话。为了冲淡内心的羞耻，我回家后认真读了花踪之前不认识的阎连科的小说。 我以为，问问题是一种睿智的表现。也是勇气。后来，我明白了：只有无知，才问出空泛的问题。也是幼稚。当时，我心中崇拜着抽象的形象。我羡慕作家站在台上的掌声。我渴望亲朋好友的肯定。我幻想其他作家和陌生人的赞许。我追求自己的名字被所有人记住。 我一直向外索求。 我投稿失败，很喜欢问编辑：为什么？当时《文艺春秋》编辑，黄俊麟是不回答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为难。为什么他只给了三个字，“不适用”，就可以抹杀我的心血？为什么他不能清楚交代，拒绝我的作品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初写作的人像我，必须遭受这样高高在上的编辑的忽视与冷眼？另一次，我投稿《蕉风》，被许通元退稿。我还是厚脸皮讨教。他很友善回复说我的作品比较通俗，也以对白为例子。可是，我不满意，继续追问，自我辩护。我说：我的对白非常啰嗦因为它们反映真实。我的小说表现真实世界。难道这不是写实主义吗？终于，他只礼貌了一回。 写作的十年间，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我爸妈看、我朋友看、我老师看、我老公看。我爸妈总是重复着：有进步。我朋友和我老师不断拖延，不了了之。我老公每次都说，他不懂，但还是被迫说上几句。有人评论时，我不断追问，自我辩护。逐渐的，他人都不再说话，而我想说却没人听了。我发现了。大家都不喜欢看我的作品。更准确一点，大家都不喜欢评论我的作品。现在我明白了。喜欢阅读的人，未必喜欢评论。它们是两件事。很多人，享受阅读，却不懂得分析。更多人，觉得阅读愉悦就够了，不必再追究愉悦的原因。同样的，喜欢当编辑，未必喜欢当老师。接受是鼓励，拒绝未必是惩罚。编辑或许不愿意承担教诲和训导的责任罢了。我明白到，给评语，是一种善意。我不断要求，才是为难。 再说，写坏了的作品，无从评论。 2017年，落选花踪的《猫，狮和豆豆盒子》被黄锦树赞赏的同时，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大河文化出版社出版。黄锦树跟社长廖宏强要了我的短篇集。另外，也通过他跟我要我的中学日记选编。我的第一反应是兴奋。我以为自己终于出头了。可是，我随意翻阅那本在中国留学时出版的中学日记选编，完全没法读下去。然后其实，我也觉得，短篇集跟《猫，狮和豆豆盒子》不在同一层次。听廖宏强说，黄锦树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心虚，但怀着侥幸心理。我仍然非常期待。我以为自己终于像个作家一样，被写成评论文章。结果，在花踪得奖作品一一刊登以后，《文艺春秋》里黄锦树的推荐文只有两段文字，一字不提我的短篇集和日记选编。我终于承认了。我懊悔极了。真但愿从未出版过任何书。2021年，我写了两部长篇。完成后，我交给有人出版社。他们都拒绝了。我的好友建议我寄给黄锦树看，让他推荐给台湾的出版社。我说不可以。好友说，不要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向她解释清楚，黄锦树会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后一个请求赐教的人。 从开始写作，我就觉得，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是最难的。常常我以为写了好东西，只遭到失败。每一次投稿、参加比赛，我都说：或许这次行了。很慢很慢的，我才发觉，这个“或许”，不是成事在天。是谋事不在人。原来，客观评价自己最难的是，承认自己写坏了，在交出去之前。这些年来，因为太难，所以我都交给编辑、评审和出版社去决定了。结果，当好成绩只是作弊时，只是自取其辱。 这个领悟，很慢很慢。在我发现自己以后。发现写作是自己的事以后。 可是自己的事，会自我感觉良好，更是自我沉溺。又自己的事，就不是他人的事。不是他人的事，如何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呢？ 一直以来，我都想引人注意。标新立异最直接，也最容易。很长一段时期，我追求形式技巧的突破。主题要富争议，情节要富张力，结构要不断翻新。文字上，自创。2020年《香港文学》，幸金顺评论我“运用破碎与不连贯的叙述语言和修辞隐喻”。我赞成他说我“有如手持镜头所拍摄的电影，画面在不断摇晃下造成了模糊或晦涩的空间”。我领悟到自己的缺陷。还是一意孤行。直到2021年10月，我投了一篇散文给星洲。被拒绝了。我非常郁闷，跟老公发牢骚。我猜测问题所在。我对老公说，艰涩的文字什么时候才能被接受？老公问我，为何要艰涩？我说，我不懂简单啊，simple but witty，我办不到。他说，为何不能simple but sincere？ 自此，主编接受了我多篇散文。每次寄出稿子的简短电邮里，我对她说，谢谢阅读。因为不适用，我知道她读了。待用，是她回信了。下一封给她的信，我更懂该怎样的语气，该怎样的叙述和该拉近多少的距离了。一封一封信里，我一点一点拼凑她。哪一句会触动她，哪一句让她牵了牵嘴角，又哪一句会让她为我蹙一下眉呢。来来往往中，我也慢慢在文字里成型。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信给读者呢？读者，可以是我需要的他人的眼光。 或许，有一个想象的读者，我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会认真、诚心诉说自己的想法、情感和故事。我会专注写好当下的这一封信。然后，我不会想到作品得奖以后应该致什么辞。不会想到出书以后是否回母校打书。不会想到接踵而来的开讲座、当导师、当裁判了。 当我心中的读者，慢慢成型时，我读出来了。过去我的文字严重断裂。我一味追求文字风格，故意偏离正常的语言形式。原来，这造成了阅读障碍。我努力用独特的语言说故事，以致沉溺在断裂的思维里，不自知。其实，语言就是思维。当我的文字在不断跳跃、隔绝、自圆其说时，我的思维也是不连贯、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  只是，文学是追求新意的啊。而文学不是科学。文学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能说，新意是什么，是如何做到的。有人说，小说不应该议论，可是帕慕克可以把绘画历史和绘画理论写进《我的名字叫红》。有人说，小说最忌全能视角，可是黎紫书的《流俗地》写出了超过十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说，小说不是哲学，可是兰德的《源泉》，即使人物符号化依然让人读得血脉偾张。有人说，小说要好读，可是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写出了艰涩隐晦的暴力美学。而好的作品，又百花齐放，千奇百怪。范俊奇的《镂空与浮雕》让人看到绮丽的印象派，又观赏到动感十足的系列镜头。李娟的《羊道三部曲》是轻灵的木吉他民谣，让人沐浴清风中。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一支舞蹈，蓝天白云下，水土绿茵上，鸟鸡猪驴羊和谐相伴。更有杜拉斯的《情人》，逻辑不通、思维混乱，却极具感染力，让人不禁迷恋。这些作家，都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与众不同，还超群出众。说到底，文学是个人化、个性化的。要独树一帜，只能循着自己写。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 我知道，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容易自恋和自溺。我曾经出错。错了，更正，还是错。我想，我还是想继续。我还是愿意在文字风格上，继续探索。只是这次，我记住了：独创不是没人懂。 我想起Catoblepas。我是从尤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读到的。它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福楼拜的《圣安东的诱惑》和博尔赫斯的《幻想生物之书》也提过它。卡托布勒帕斯是一个从脚开始吞噬自己的神话动物。我曾经认为，这个动物是怪兽，像失忆的人自己吃掉自己的存在一样。我想，用这个动物来隐喻创作，也可以。就是知道自己会出错，还是愿意继续错下去。而且，就是从这一个错，凑近下一个错。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月21日及2月24日 像我这么恐惧社交的人，对话都在脑袋里发生。 疫情解禁以后，重新踏入小公园、看到许久没看到的陌生人、意识到交际的可能性，我才感受到了被禁锢时的孤寂。其实相反的，那段日子里，时时刻刻紧绷着的神经都在提醒，我的命运跟大众是相连的。我从未觉得自己跟世界，是那么紧紧关联。似乎我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我不只是我了。我是一个巨大世界里的一小小部分。我也因此期许自己，未来的创作，能有更宏大的格局、更接地气一点。不要只沉溺于自己的内心小角落。 要踏出来。于是，我放开胸怀，感受清晨。早晨街道上的车哨声、三两个晨运者的身影，甚至大树枝头上微微舞动的叶片，都是自由、健康和宁和。我内心一阵悸动。这是多么难得的美好啊。我要进一步参与。 我主动跟已经熟悉，但不相识的阿姨和叔叔点头问好。 世界受困时，我也感受到了大众的难处。多少人无法上班、工作、做生意，没有收入，甚至没有饭吃了。而我，只是少了遛狗的自由，是多么的幸运啊。我决定，我要回馈。我有的已经足够了，可以给出一点点。他人分享到的，也算是我拥有的。还在行动管制的时候，我去一贯光顾的水果店买水果。我知道，这类小生意陷入困境，很需要帮忙。结算时，我给了一张大钞票，说不用找钱了。可是，老板坚持不多收，还是给了折扣。疫情前，我跟他已经像朋友一样，每周都见一次面。开始时，他给我一两块的折扣，我以为只是想我继续光顾。我想，这只是做生意的伎俩吧。可是，一两年过去，甚至现在都来到五六年了，他还是每次都给我优惠。我还发现，除了我之外，他跟其他的顾客是斤斤计较的，一两毛钱都不能少。我一直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对我那么好。唯一的答案，大概就是一份缘分吧。可以跟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做朋友，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就喜欢重复光顾同样的小贩或者商店。甚至会变成一种无言的契约。似乎这样，我跟他们之间有了不明说的友善和亲密。有一个马来阿姨，每周六傍晚在街角摆摊卖糕点。她的糕点到现在还是只卖五毛钱。有一次，我问她，为何大家都卖到一块钱了，她还这么便宜。她回答说，怕起价了没人买啊。她问我，起价了，还买吗？我大大声说，买啊！我特别喜欢听到她说的一声谢谢。我觉得自己又献出了一份力，让世界更美丽了。  疫情期间，我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饮食上。偶然间，我发现了一家我家附近的住家式面包店。他们烘的是酸种面包。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尽量吃得健康一点。健康一点，也意味着消费高一点。我发现，只要还是自己下厨，吃比较贵的食材，还是会比外食来得经济。所以就大胆进军健康食品。我发现，这个住家式面包店，竟然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在经营。开始我觉得很不妥，因为他没有跟自己的爸妈一起住，也不上学，只在家自修。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住屋友，表示我的担忧和关心。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已经是成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只要跟他做朋友就好了。于是，我倾注了大量的热情。每次吃了他的面包，我都给意见。我想，厨师和作家一样，都喜欢评语。他也常常回赠几块饼干和一片蛋糕，表示感激。我心想，他一定觉得成人的世界真是美妙。至少，有我如此的顾客。 上个月初，我和老公去了一趟玲珑小镇。这趟小出走，真的让我们俩都太满意了。最主要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导游非常专业。他热爱自己的乡土、对自己的工作尽责、一心想改善自己的社区。所以，他非常热情介绍玲珑小镇的大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我呢，乘这个机会，尽情挖掘。我不但问了关于那些考古遗址的资料、玲珑小镇的风土人情，还不断大胆询问关于马来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敏感问题。导游都很诚恳和很从容地作答。我非常敬佩他的包容。他说，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是广为玲珑宣传，好让他的家乡能获得应得的关注。我当然义不容辞。尤其，我不但被这个专业又热情的导游感动。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导游安排了一趟一个小时的湖上游览。在接近尾声时，远处湖面上是一个马来阿姨。导游说，她的舢板是要站着划的，如果坐着会费更大力气。导游和我们的船夫不断跟阿姨来回传音。我沉浸在眼前的湖光山色，没有在意他们说什么。然后，导游问我，要吃榴莲吗？这么巧，我就在前一天跟老公说，想尝一尝甘榜榴莲。我想，在湖面上买榴莲，也是难得的体验。当两艘船靠近时，我发现阿姨船上只有两粒榴莲。我在考虑要买一粒还是两粒时，导游伸出手去只拿了一粒。我回头看导游，却一直碰不上他的视线。当我还在等待着应有的交易程序时，阿姨已经划桨，离开了。我和老公都那么惊讶。回过神来，我们赶尽在阿姨漂得太远之前，补上一句谢谢！ 玲珑小出走，只是三天两夜。但感觉很久了一样。不论是知性、美感还是人情上，我都收获满溢。我真觉得，人间太值得了。我住在的这个地方，真值得我付出更多啊。回到家后，第二天，我得去办货了。我是还沉醉在小镇的美好时光当中。但是，还是要回归到日常来，要吃饭的。这一天，我和老公吃了早餐，就去大卖场。自从疫情以来，我养成了一个月只办货一次的习惯。所以，我们的推车里通常装满了各类货品。有冷冻肉类、奶制品、面食、豆类、零食、新鲜蔬菜等等。芙蓉刚实行减少塑料袋政策，我很乐意响应，就带上几个环保袋。我们惯常一起把货品堆到收银台，然后才到另一边去一起装袋子。这天，这个女收银员很有效率。她快速扫描了，就一样一样东西挤到柜台上。货品越挤越满，我和老公来不及分类、放进环保袋里。 突然，砰的一声！ 我看着女收银员的手，撞倒了那瓶洗手液。她弯下身，拿起，说了一句：“这不是我的错。”然后，把那个按咀已经破裂的洗手液挤进来。 我同情这个女售货员得自己掏腰包赔偿。我原谅她毫不掩饰地怨恨我。我理解这是时代的矛盾、制度的不完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但是，我还是不要妥协。因为我不是那个直接促使这个意外的最后一个人。我回答说：“我不会要的。” 我豁然惊醒，我对友爱的想象，像气球里的美梦。它在空中飘荡时，饱满而靓丽。只是，气球会有爆破的时刻。砰，一声巨响！里面是空的。 回来后，我跟玲珑导游继续在手机里通了简讯几天。主要是给他我的评论、文章和照片的链接。他说了很多客气的话。都是“谢谢”、“万分感激”、“真的很感谢”。到最后一天，我觉得我已经回馈完了，我对他说：“我希望我们是朋友。以后我还能问你关于马来民族的问题吗？”他回答说：“当然可以。只是你得有耐心，因为我或许不能立刻回复你。”我想，他没说，我们是朋友。几天后，我在他的脸书看到他有了新的顾客。他同样的用了“真的很感谢”这样的字眼、同样贴了他家的楼梯前的合照、同样用别人的好评来做宣传。我以为，在他心里，我们是他很珍贵的顾客、我们真是很独特的友族同胞、他很高兴原来各民族之间也可以这么融洽相处。 我跟少年面包师之间，也停止简讯了。他已经有了几个小帮手。以前，去买面包时，都是他送到我的手里，然后说：“有什么意见，你让我知道。”而我是那么认真听进去了。回到家，要是尝了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的，我会直说。要是觉得没有问题，就不吝赞美和鼓励。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也可以这么认真品尝出面包的口感、香味、味道层次了。其实就自己幻想，在少年心里，或许会有这么一句，这样的顾客太好了。可是，有一天，他的母亲传来一个音频，说：“如果每一次你有什么comment和feedback，都欢迎你给我知道。”我恍然醒悟，我是不是给少年太大的压力了。果然，后来他就专注待在厨房里，让其他小帮手和他的母亲来负责门面的顾客服务。我最后一次吃了他的奶酪蛋糕后，给他提了一个小意见。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复，连两个勾勾的颜色都没变蓝。而那一次，是他亲手给我蛋糕，也亲口对我说：“吃了，给我feedback。” 上个星期六，我去买水果。还是老板的弟弟在掌柜。总是给我两块钱折扣的老板已经不在好几个星期了。弟弟没有老板这么慷慨，最多只是不收整数后的零角。我有点想念老板。我想念他可能在每次给我折扣的时候，心里说，这个妇女是长期的顾客，我们之间是难得的关系。 两天前，我们家隔壁街的邻居阿姨，从柬埔寨回来。她去探望自己的女儿两个月了。阿姨是个很爱说话的人。每次晨运遇到她，她都可以随口讲述一两个小故事。我之前为了写长篇，也去请教她关于华人食物和烹调的知识。她非常乐意分享。而我们之间，也一直在对方出远门时，帮助喂家里的毛孩。阿姨算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了。我做了糕点，都会给她送去一小盘。她吃不完的木瓜和番薯，也会特地送过来。这天，我路过她家后巷，发现她的窗口开了，知道她回来了。我特地绕到她家前面，去问候一下。她热情的请我进屋里坐。我有点不愿意，但不好意思拒绝。坐好后，她开始讲述自己在柬埔寨的经历。说住了一个月后，想要去越南旅游，顺便可以出关口，然后再入境来，就能再待一个月。可是，天公不作美，下大雨，土崩，堵住了出境的路。结果，花了五十美元在黑市买了一个印。我一直点头、眨眼、发出哦、哦哦。接着，她颈项一缩，说：“对面的肥佬，放毒药毒死他隔壁再隔壁家的水蓊树。那个印度阿伯还不知道，每天扫枯叶，说是换季落叶。我跟他隔壁的阿姨说，千万不要去吃那棵树下的班兰叶了，会中毒的！但是，我叫她不要去跟印度阿伯讲，是隔壁再隔壁的肥佬下的毒。我说啊，如果她说了，就是害我了。”我问阿姨：“你怎么知道是肥佬下的毒？”她大声说：“他自己告诉我的啊！” 我心里有很多不满，都没说。我回家后，对老公说：“幸亏我们这条街，只有隔壁的马来先生和对面的印度大叔喜欢到屋外去抽烟。其他的人都躲在家里。” 我们一天遛狗三次，是避免不了跟邻居碰面的。但是，我们的马来话非常烂，他们又不擅长英语，所以总是在“Sudah makan，boss？”和“ya,ya.”之后，就能结束对话。 今早，我们跑步时，我跟那个养狗的穆斯林叔叔打招呼了。他总是举起一只手，给我最灿烂的笑容，然后说，早安。他的那只小黑狗则对我们视若无睹，忙着嗅嗅这草丛嗅嗅那柱子。我想起那个只有周末才会出现的女士。我们装着没有看到对方很久了，有十年了吧。就在疫情解封后不久，我鼓起勇气，跟她对视、点头、微笑。她很尴尬地翘了一下嘴角。那次之后，每次我们碰面，她还是努力避开我的视线。而我一直不断主动献上眼神 、点头、笑容。今早，小黑狗抬着头经过我身边，瞄都不瞄我一眼。我于是决定，以后不再去打扰她了。我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好烦哦，可以让我享受自己的时光吗？另一个是：我好害羞哦，还是默默走开就好了。我想，我应该学会，不在乎到底哪一个脑里的对话是真实的。 其实，任何一个声音都无所谓的。只要不是：这个女士人真好。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2年9月13日，9月16日 我是很想激动起来。那才是自然的反应。因为这点意识，我虚伪了。 当我读到手机上，茵茵传来的那张照片和一则说明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我的脑海里立刻揣摩应该怎么回复。而且我那么着急，想要立刻回应，好像迟了一点，都表示不出我的兴奋一样。茵茵说，那些在地面上摊开的纸张，是我给她写的信。照片里还有几张彩色卡片：可爱的黄鸟、戴红帽的小牛和一颗大大的心。这些卡片我真的认不出来了，但也能确定是圣诞贺卡或者生日祝福吧。我那个时候，是很想讨她们的欢心的。所以，留学上海后，还不断写一些简单的信给茵茵和馨儿。当时，她们四五岁，还在幼儿园。再看照片，那些信，可是密密麻麻的填满了字。我记起来了，是大嫂给她们念的吧。我总是在信封上写上她们的名字，然后地址下写着：c/o大嫂。我就是要我的两个小侄女感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心意，唯她们独有。 大学四年，我一共回国度假三次。有一次，大概是最后一次吧，因为她们都已经上小学了。抵达家后，她们绕着我叫，姑姑，姑姑。然后，迫不及待向我展示她们的雨伞。是两把小孩专属，而且是小女孩专属的彩色小伞。我不明所以，不知如何反应。大嫂笑盈盈地说，我在其中一封信里说到，自己穿着雨衣骑脚踏车去上课。我想，大概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吧。在自己国家，雨下得再大，总是能找到避雨的方法。在上海可不行。六七月里的雨会连续下好几天，甚至整周，是怎么也躲不过的。大嫂说，不论她如何解说，都说不明白，雨衣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她就带着两个女儿去杂货店、便利商店、大购物商场，到处找。可是，小孩专属的小雨衣，找不着。于是，大嫂买了两把小雨伞。她们可一点都不失望，还开心极了。接下来，就日夜盼着一场雨的到来。大嫂说，当一场小雨终于降落时，她们撑着小伞，站在雨中，像两朵太阳花一样盛开。我真没想到，一场异乡长命雨，随我的文字下了两周，飘扬过海拍打我的家，淋湿了两颗小心灵。 每次回国度假，我都会把时间腾出来，陪陪两个小侄女。比如，我要求男友跟他父亲借车，载她们一起去逛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四人到刚建好的双峰塔吹冷气、吃炸鸡、喝汽水。我和男友牵着她们的手，走到阳光广场中部，想从那里到空中桥梁。可是，围栏阻住了去路。却没有人在看守。轻狂的我想拉两个小侄女步入禁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可是，乖巧的侄女们却执意不肯犯规，不愿意踏入围栏的另一边。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家人时说，她们太规矩、太怕事、太没有冒险精神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不妥之处。 除了双峰塔，我们四人还去了其他地方。应该去过动物园吧。或许，大嫂也同行。大概也一起进过电影院看暑假动画片。说不出是哪一部了。现在记起来的，倒是我陪她们在家里看迪斯尼卡通片。她们最喜欢跟随电视荧幕的片段，玩角色扮演。被子披成披风或者绑在腰间变长裙。枕头可以是《美女与野兽》里的雪球、《木兰》里的湖面或者《辛德瑞拉》里的南瓜马车。那时非常流行吉卜力工作室的全套盒装VCD。是我叫大嫂给她们买一套的。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宫崎骏。我一直觉得，《龙猫》里的那对姐妹，正是馨儿和茵茵的写照。那时大姐馨儿留着长发，妹妹茵茵剪了清爽的短发。为了满足自己的遐想，我暗里希望，大姐把辫子剪掉、妹妹梳个双马尾。我不只一次对她们说，馨儿和茵茵就是追灰尘精灵、遇上龙猫、坐上猫巴士的小月和小梅。 还有一次，我们去了一趟热浪岛。我对大嫂说，我和男友可以带她们乘搭长途巴士，还可以带她们乘船，然后在海边拾贝壳、到海中央浮潜。大嫂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当面问大哥，让大哥来应付。而大哥睁大眼睛，想了两秒说，如果爷爷和嫲嫲一起去就没问题。我怎么可能让我爸妈来监督呢。最后，只有我和男友跟另外三个朋友上路。这趟跟侄女们的出游，不曾发生，只在我心中留下许多的美好幻想和一丝的苦涩遗憾。我是不满意的。这次，我突然发现了，原来自己没有两个侄女完全的掌控权。 都是久违的回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记起。 那些年，我从中国买了很多书给馨儿和茵茵。那些《安徒生故事集》、《格林兄弟童话篇》、《三海经神话故事》，我自己都没读过，就交了给她们。我也买了“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的芭蕾舞剧，让学习芭蕾的大姐观赏。毕业回来后，我还带她们去观赏儿童舞蹈展、逛书店。茵茵那个时候开始爱上涂鸦，整日在学校练习簿上写写、画画。我差一点就把朱光潜的《美学》交到茵茵的手，最后觉得还是再等上几年。我那么希望她们得到艺术的熏陶，可以变成有文化气息的气质女生。 可是，我开始听到了一些话。我妈说，大哥投诉女人不该念太多的书，否则会找不到老公。当时，我结束了大学四年的恋情，正单身。大哥就是拿我作坏榜样。更糟糕的是，这时我得了躁郁症。我的性情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再也无法正常将自己的感情投注在我的小侄女身上。也是这个时候，最小的侄女，菁菁出世了。我跟菁菁很生疏。甚至于，我不喜欢她。大家都说，她是三姐妹中最聪明灵巧的。大家都非常宠爱她。我却认为，她任性刁蛮。我一直对她很冷漠。我对待她跟两个姐姐的态度，完全相反。有一次，我跟大姐二姐玩，刻意冷落她。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了。可是，那一幕，历历在目。小菁菁扁着嘴、红了双眼和鼻子，向她的妈妈和嫲嫲哭诉：姑姑不喜欢跟我玩。说完，她放声大哭。那句话，深深刺痛我。她的哭声，让我想钻进地里去。当时，我妈和大嫂看看我，又看看小菁菁。然后她们若无其事，哈哈大笑。我呢？我痛得不知道应该安抚自己，还是更厌恶自己。 三个侄女自然慢慢地长大。一方面，我不认同我大哥大嫂的教育理念，也就是不给她们过大的压力。大嫂说，看姑姑吧，姑姑就是压力过大，才会心理不正常。所以，她的女儿不能上独中，应该选择功课不繁重的国中。每次考试时，女儿们千万不能熬夜，降低要求，只要及格过关就好。有时候中午，她们想要温习功课、读读书，大嫂也不鼓励，反而劝她们去睡午觉。我觉得这样生活是不进取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没有强烈的意愿，担起教育我的侄女的责任。于是，每次看到她们在朝向我不认同的方向成长，我就默默回身。渐渐的，我越来越远离她们。我越来越忽视她们。每次，我内心呐喊着：“如果我是她们的母亲，我就不会这样做”时，我就会迫使自己走开，不跟她们玩、不跟她们说话、不跟她们有眼神的接触。 很多年后，我才醒悟，我真的不是她们的母亲。我的身份，本来就不允许我干涉。那是大哥大嫂一家子的事。我应该尊重他们。我也明白了，如果我有自己的女儿，我也未必懂得如何给她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我美化也简化了一个女孩的教养过程。比如，那些我买给她们的书，后来自己翻了翻，才发现其实没有写得很好。她们大概也没有翻超过五页吧。那些经典的芭蕾舞剧的VCD，早就不见踪影。我一直怀疑，宫崎骏卡通片里的经典人物，对她们的人生有多少影响。其实我想，会不会像迪斯尼公主一样，那些卡通片早就被她们嫌弃、遗弃、遗忘。原来，我投射在小月和小梅身上的爱恋，是我投射在馨儿和茵茵身上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期许。或许，姑姑一直在一厢情愿和强人所难而已。 后来，大哥一家搬走了。馨儿、茵茵和菁菁也搬离了姑姑的世界。每次家庭聚会，剩下“啊，考试过了，快毕业啦？”、“几岁啦？二十岁了哦。”、“工作得愉快吗？”、“已经三十岁咯。。。”时间在流逝。我知道，自己没有参与的部分，在一点一滴塑造她们。我所不知道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她们的人生。我已经不了解她们了。她们已经不是那段岁月的小馨儿、小茵茵和小菁菁了。 我知道，茵茵还留着我给她写的信，我应该表示兴奋。可是我明明就兴奋不起来。内心深处，对于馨儿和茵茵，我觉得我辜负了她们。也辜负了自己。对于菁菁，我更是连辜负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同时，我又觉得，现在的距离是恰当的。她们最不需要的，正是我的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多管闲事。只是，为什么，我那么排斥想起那段岁月？为什么，我觉得愧疚？我愧疚的是，我曾经参与？还是我后来的退出？ 茵茵说，他们这次搬家，她整理物件，才发现了这些信。她说：也看到姑姑抱着大姐baby的时候。我记得那些照片。馨儿是我生命中第一个降临的婴孩。十多岁的我，兴奋得像是自己有了一个孩子一般。是比自己的妹妹还亲密的。三十年前，用的还是旧款的菲林照相机。我帮baby馨儿拍写真时，大嫂还担心闪光灯会伤害了她的眼睛。而我是那么自豪，因为后来照片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每次看到那张baby馨儿笑得像一个小笑佛一样的照片，我就心花怒放。似乎这就是全世界最最可爱最最漂亮的baby。所以，情感上，我最亲最疼馨儿。我在手机上回复说：要找一天去你们新家，然后看照片重温往事。茵茵过了好一会儿才答复：可以哦！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心想，她耽误了一点时间，是去告诉大哥大嫂，而不是想着如何婉拒我。 上个周末，我、我老公和我爸妈，第一次到访大哥的新家，还过了一宿。  第二天清晨，我们八人浩浩荡荡，出动两辆车，到临近的小镇去吃当地特色美食，炸猪肠。逛了早市后，尝试探索一些英殖民时期的遗址，却在小径尽头被大闸门拦住了，只好结束小出游。回到大哥家，我妈因为中午之前不吃荤，这时才吃着前一天晚餐剩下的沙拉。我爸妈和大哥大嫂在餐厅那边，边吃边聊。我跟馨儿、茵茵在客厅这边，也是很随意地说着话。近十年来，每次见面，我跟她们的话题就是各自家里的毛孩。我靠在窗边，一会儿看看她们家凶猛的狗仔，一会儿瞄瞄馨儿茵茵。这时，门外有辆摩哆经过，还响了一声汽笛，宾宾。狗仔立刻不甘示弱地吠两声。茵茵说：狗仔每次都要吠。我不经意的说出了一句：就像馨儿小时候一样。 馨儿和茵茵看着我，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解释说：大姐小时候，还不懂得看电视，但是每次电视播广告，她立刻会被吸引。那时候有一个广告，好像是卖面包的。有个印度大叔，骑着摩哆卖面包。他经过路上的车龙时，会按汽笛，宾宾两声。每次大姐一听到这两声宾宾，一定抬起头来，然后也会跟着，宾宾。 瞬间，馨儿和茵茵的眼睛亮了。她们互看，然后轻盈地笑了。馨儿有点害羞地说：我忘记了。我说：是啊，那时你还很小。茵茵的手拍了一下馨儿的手臂，有点取笑地说：大姐小时候。她们俩又互看，又轻盈地笑了。 豁然，我想，她们也爱听关于那段岁月的故事。 回到自己家，我仔细想一想那个广告。我记起来，是政府出资的鼓励共乘一车的广告。其实，不是宾宾。是一声很粗暴的，oi！印度大叔的面包摩哆撞到了一辆车的侧镜子，车司机生气地oi了一声，还有一个不雅的手势。小时候的馨儿连那个不雅的手势也学得惟妙惟肖。 记清楚的那一刻，我有股冲动，想立刻传简讯告诉她们。而我也察觉了，自己内心很激动。原来，她们没有觉得过去的故事，是老人家伤感的缅怀，是无趣、沉闷又无聊的。原来，她们也很乐意聆听，关于她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这才发现，过去十多年来，我面对她们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话题。我害怕自己太多教诲训导，或者跨越了界限，涉入她们的隐私。因此，我总是对她们说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三两句“是吗”、“是这样”、“好啦”，就匆匆结束对话。原来，我一直在逃避。我是不懂得如何面对她们。我心里一直那么在意，她们是否在责怪我。她们会怪我在她们小时候太霸道、太强势、太强人所难吗？她们会怪我在她们小时候硬硬将我觉得好的东西塞给她们吗？或者，如果她们还是感念小时候姑姑的陪伴与宠爱，那她们会怪我，后来不再关心、不再在乎、不再守护她们吗？她们会怪我，后来她们的成长，我缺席了吗？她们是觉得姑姑在那段岁月太为难她们，还是觉得姑姑后来放弃了她们呢？ 我终究没立刻打电话给茵茵。但是，我会告诉她们的。会有这个机会的。 下次，等菁菁也在场时，我才把故事的精彩部分，完整讲好。这次，菁菁因为工作原因，没回家来。她留学回来后，立刻找到了工作。是一份网上顾客资讯的服务员工作。听大嫂说，压力还蛮大的。因为找上门的顾客，都是心里不满、充满怨气、脾气不小。不过，菁菁最近也谈恋爱了。听说这个男友非常疼惜她，一有机会，就带她去吃好吃的。我妈就一直担心，她长期坐着接电话，又被男友喂养着，屁股会越来越大。这次，大嫂吃着炸猪肠时，也说了，下次要带她来吃。我想，我已经好久没跟她聊天了。 其实，姑姑从来没有跟菁菁聊过一个天。下一次，就下一次，我该问问她，留学欧洲时，自助旅行有些什么好玩的经验。我相信，她的故事也是精彩万分的。 

刊登于4月1日和5月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每次交谈，我就不耐烦。又只能把闷气吞下肚。所以，我一直找借口不回去。然后对自己说，一个月见一次，频率已经不算少了。其实我内心不断有个声音：有一天，当爸妈都不在了，我会后悔吗？ 去年没能回我妈家过年，其实我蛮自在的。回我妈家去，那房间比自己家小，设备简陋，甚至因为屋子老了而各种东西破旧和残坏。我们一家四口（我、老公和两个毛孩），总是夜夜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倒数着可以回自己家的日子。其实，我妈家是比我自己家大很多。尤其客厅，宽敞又凉爽。只是，我不愿意长时间待在那里。比如今年，大年除夕爸妈吵架时，我就快快躲上楼上去，关起门来，开冷气，等待吵声消音。 说我厌恶回我妈家吗，其实又不完全正确。特别是今年，我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先是团圆饭吃火锅的冰冻鱼片和虾子、五种菇类、两粒大白菜，然后有特地让妈妈开心的手掌般大的柑橘、香甜的香梨、自烘的酒香葡萄蛋糕，最后也少不了让爸爸开心的炭烧肉干、kuih kapit和烤腰果。新年前两周，我就忙着筹备这些东西。到了这个年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互相献礼，是一种仪式。这个仪式，维系和提升朋友友好、情人甜蜜、亲人恩情。可是，我也发现了：送出和接受礼品的时刻，一瞬即逝。如果人与人之间，需要靠不断送礼来制造欢乐，也太幼稚和肤浅了。毕竟，长时间融洽的相处，才是一段感情能幸福的关键。但是，偶尔的小礼物、小惊喜或小相聚，是一段关系必要的调剂和添色。所以，今年我迫不及待想回我妈家过年，带着各种买的、自制的食物。就好像一个小孩把一份礼物送到人家面前，急着要对方拆开来看一样。不过，很期待的那个美好的瞬间，真的很短暂。我真切感受到的是，自己更害怕送礼过后，得跟爸妈相处几天。 结婚后，没有跟爸妈住在一起，我一直在制造一些美好的瞬间。大约十年前，我跟爸妈一起去旅游。我带过他们去希腊、台湾、韩国和西马东海岸。可是，我发现，他们的要求跟我不一样。我喜欢走博物馆，他们觉得无聊。我喜欢省钱住便宜旅馆，他们觉得刻薄自己。我喜欢体验当地生活乘搭公共交通，他们觉得麻烦、累。最终，我发现，他们老了，不适合跟着我自助旅行。于是，我策划一些小出走。今年年二九的早晨，我们去久违的湖滨公园看花、散步。我以为他们一直有做运动，也喜欢大自然。结果，来到湖边，妈妈说，一眼看完了，我们走吧。爸爸呢，更在意的是公园里的咖啡馆是否营业，好让他坐下来吃早点和看报纸。我又发现，他们老了，没有精力跟我一起走公园了。也有一段日子，我调查本地网站，带他们品尝新奇的各种异国料理。可是，吃意大利比萨时爸爸说臭奶油、吃日本寿司时妈妈说吃鱼子杀生、吃日本拉面时爸爸说味增汤太咸、吃德国猪手时妈妈说很恶心。逐渐的，我发现他们无法享受新奇的料理。于是，我开始亲自烹调一些他们熟悉的菜肴，比如糯米饭和海鲜粉丝。结果，我再次发现，他们老了。他们的胃口在变小、口味在变淡。他们对食物的欲求，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 我何尝不知道，爸妈不在乎我带什么礼品回家，或者带他们去吃什么、去哪里走走。他们要的是，我多回家。然后坐下来，真心的聊个天。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双聆听的耳朵。 可是，我的耳朵，只听到妈妈的自我中心和爸爸的没有原则。 妈妈爱说话，不是一个听众。她很容易交朋友。很快的，她就能跟新朋友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故事。换成别人诉说自己的心事时，她听到的是跟自己有关联的部分。接着，就从自己出发，又轮回她来诉说。新年前妈妈到六阿姨家。表哥患上忧郁症，六阿姨向妈妈诉苦。她立刻联想到我也曾经患有躁郁症。然后谈起了她跟我一起去中国散心，爬了无数的山、住了非常便宜的酒店、吃了毕生难忘的火锅。我想，六阿姨心里也是只有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想听妈妈如何为了女儿，劳心劳力。如果有人愿意当妈妈的听众，那也无所谓。可是，妈妈说着说着，就会说到自己的童年不快乐、自己的婚姻不美满、自己的灾难很多、自己的命很曲折。她的结论总是：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女人。她看不到，她没有病痛、她没有露宿街头、她没有挨饿、她没有陷在人为战争与自然灾害之中。她的心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付出、自己没有被珍惜、自己受的委屈。 爸爸没有妈妈那般善于表达自己的心事。可是，爸爸爱发表政治上的见解。他常常振振有词，中国如何强大、美国如何小人。美国政治阴险，他痛斥。中国贪腐官僚，他说这是正常现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纳吉和罗斯玛的电话录音被公开，我说这违反正常程序。他说，纳吉不知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的政敌多久了。爸爸说马来政治人物鬼打鬼非常好，正好给马来同胞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可是，他却看不见，中国政府也控制媒体言论，粉刷太平，吹捧神化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爸爸的评事标准与原则总在漂移。而这种漂移的原则不但套在政见上。爸爸面对家人时，也是多重标准。没有人可以说婆婆一丁点的不好。可是他可以数落外婆的不是。我留学时，被陌生人性骚扰，爸爸气得脸红耳赤、手抓拳头。可是，我的小说透露我小时候被二伯性侵犯，他却淡然地说，没什么好说的，难道要鞭尸。爸爸在不同的人、场合和状况下，会有不同的口吻。追根到底，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名声，不断变换视角和立场。 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互相不尊重。 爸爸是很有主见，也很坚持己见。却常常无视妈妈的需要。最令妈妈难受的是，爸爸在朋友和自己的兄弟面前，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可是，面对妈妈，就是温柔体贴不起来。有一次，他们去印尼旅游。准备回家在机场时，妈妈跟爸爸要印尼盾买东西给我。爸爸却不让，说是要把钱留给二哥家的印尼女佣。还有一次，妈妈在社团跟一个女团员发生矛盾。爸爸也牵涉进来，因为妈妈怀疑女团员对爸爸暗生情愫。他们这次吵得很凶，也吵了很久。最后，妈妈要我干涉，约我出来当裁判。爸爸始终不肯说女团员的一句不好，说自己没有权力评判人家。 而妈妈呢，她的牢骚，永远都倾泻不完。她有太多的抱怨。从我有记忆开始，她就在投诉爸爸。从以前爸爸不会夹菜给她、爸爸抽烟、爸爸脾气暴躁、爸爸不愿意载她去巴刹、爸爸固执、爸爸只爱吃椰浆饭；到现在，还是在说爸爸只吃香蕉一种水果、爸爸写书法一整天不跟她说话、爸爸不愿意分担家务不愿意多洗一个碗。最糟糕的是，妈妈总是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话。她觉得，自己劝不了爸爸、改变不了爸爸，就要靠外人来施压。可是，她从来不觉得，需要尊重爸爸的意愿。只要她认为是对的，爸爸理所当然应该遵从。然后，不停地念不停地念。我最怕听到的是，爸爸又偷偷摸摸给二哥寄钱、爸爸又粗暴怒骂大哥、爸爸只吃二嫂表面客气这一套、爸爸忽视大哥大嫂的感受。而且，妈妈总是加上一句：你去跟爸爸讲。 爸爸偏爱二哥，妈妈偏爱大哥，这是大家公认却不公开的认知。即使爸爸一直说自己没有亏待大哥，我们都目睹了他对大哥的冷漠。即使妈妈一直自我辩护说自己是在补偿大哥，也否认不了忽略了二哥的事实。而我呢？我是集二人宠爱于一身。

刊登于2022年1月7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几天前投稿失败后，我想，如果我的写作能像我的烹饪一样，就好了。我霍然想起，两三年前，报刊上有个专栏，叫“作家的第二专长”。当时，我没有被邀稿。但是，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紧张兮兮的，害怕有一天，电子邮箱会出现一封来自编辑的信。然后，我非常认真地思考自己有什么专长，还非常认真地构思起一篇关于我观看电影的散文。当时，阅读这个专栏的文章、等待编辑的来信、预备好自己的文章，整个过程对我来说蛮煎熬的。我希望交出一篇好的文章。所谓的好，是文章的形式、呈现和创意都让人耳目一新。我又希望，我的文章里说到的第二专长，会赢来掌声。说得简单一点，如果我要写我的第二专长，就要让人读了会对我肃然起敬。结果，专栏停了，我没有被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