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６月９日
就是偏见。Pig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失去的故事。这个隐秘的野人，原来是多年前突然消失的殿堂级厨师。重出江湖，人人都认不出他了。但只要报上名字，大家都目瞪口呆，要不高山仰止要不卑躬屈膝。我不喜欢。故事讲得没有不好。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细节。大厨师对自己的敌人说：我记得我为我的每一个顾客烹调过的每一道菜。啊，这就是观众乐意看的和听的。我说，如果这是真话，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不常下厨。
很多人都乐意认为，艺术家就是才气和灵感。就是天启的天才。而天才，说白了，就是不劳而获。像买彩票中头奖。像当富二代。像李宗伟得世界冠军马来西亚全国放假。我也乐意有这种好运气。刚开始投稿时，不断被拒绝，我怀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作家。我害怕，坚持不懈，最终只证明我是个傻子。有一次，我在中国综艺节目里看到华晨宇谈论自己被誉为天才。他说，天才其实是比一般人都早很多很多就开始很努力很努力。我当下立刻释怀。上天没有抛弃我。
但是，上天还是有点偏心的。有的人，出错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很慢才更正过来。
我写作的初心，就是一个错误。
我第一次跟作家坐在一起，是2012年海鸥文学颁奖典礼上。那一次，我得了一个阅读马华文学奖。我很失落，因为我也参加了小说组。那时，我抓紧机会，问身边的曾翎龙一个自己非常在意的数目：你第一次得奖是你写了多少年以后？
2014年，花踪文学奖办了很多讲座。讲座后，还让听众围着大作家和大学者，形成花圈。那一次，我选了花踪文学大奖得主的花圈。只因我觉得他是花踪里最大的赢家。我心心念念成为他一样的大作家、写大作品、得大文学奖。发问环节，我迫不及待，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怎么样写出这么好的作品？阎连科很尴尬。他一脸失措，眼神飘移，然后指陈思和说：这种问题让评论家回答。陈思和先是讶异，随着露出不屑，没有说话。为了冲淡内心的羞耻，我回家后认真读了花踪之前不认识的阎连科的小说。
我以为，问问题是一种睿智的表现。也是勇气。后来，我明白了：只有无知，才问出空泛的问题。也是幼稚。当时，我心中崇拜着抽象的形象。我羡慕作家站在台上的掌声。我渴望亲朋好友的肯定。我幻想其他作家和陌生人的赞许。我追求自己的名字被所有人记住。
我一直向外索求。
我投稿失败，很喜欢问编辑：为什么？当时《文艺春秋》编辑，黄俊麟是不回答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为难。为什么他只给了三个字，“不适用”，就可以抹杀我的心血？为什么他不能清楚交代，拒绝我的作品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初写作的人像我，必须遭受这样高高在上的编辑的忽视与冷眼？另一次，我投稿《蕉风》，被许通元退稿。我还是厚脸皮讨教。他很友善回复说我的作品比较通俗，也以对白为例子。可是，我不满意，继续追问，自我辩护。我说：我的对白非常啰嗦因为它们反映真实。我的小说表现真实世界。难道这不是写实主义吗？终于，他只礼貌了一回。
写作的十年间，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我爸妈看、我朋友看、我老师看、我老公看。我爸妈总是重复着：有进步。我朋友和我老师不断拖延，不了了之。我老公每次都说，他不懂，但还是被迫说上几句。有人评论时，我不断追问，自我辩护。逐渐的，他人都不再说话，而我想说却没人听了。我发现了。大家都不喜欢看我的作品。更准确一点，大家都不喜欢评论我的作品。现在我明白了。喜欢阅读的人，未必喜欢评论。它们是两件事。很多人，享受阅读，却不懂得分析。更多人，觉得阅读愉悦就够了，不必再追究愉悦的原因。同样的，喜欢当编辑，未必喜欢当老师。接受是鼓励，拒绝未必是惩罚。编辑或许不愿意承担教诲和训导的责任罢了。我明白到，给评语，是一种善意。我不断要求，才是为难。
再说，写坏了的作品，无从评论。
2017年，落选花踪的《猫，狮和豆豆盒子》被黄锦树赞赏的同时，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大河文化出版社出版。黄锦树跟社长廖宏强要了我的短篇集。另外，也通过他跟我要我的中学日记选编。我的第一反应是兴奋。我以为自己终于出头了。可是，我随意翻阅那本在中国留学时出版的中学日记选编，完全没法读下去。然后其实，我也觉得，短篇集跟《猫，狮和豆豆盒子》不在同一层次。听廖宏强说，黄锦树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心虚，但怀着侥幸心理。我仍然非常期待。我以为自己终于像个作家一样，被写成评论文章。结果，在花踪得奖作品一一刊登以后，《文艺春秋》里黄锦树的推荐文只有两段文字，一字不提我的短篇集和日记选编。我终于承认了。我懊悔极了。真但愿从未出版过任何书。2021年，我写了两部长篇。完成后，我交给有人出版社。他们都拒绝了。我的好友建议我寄给黄锦树看，让他推荐给台湾的出版社。我说不可以。好友说，不要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向她解释清楚，黄锦树会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后一个请求赐教的人。
从开始写作，我就觉得，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是最难的。常常我以为写了好东西，只遭到失败。每一次投稿、参加比赛，我都说：或许这次行了。很慢很慢的，我才发觉，这个“或许”，不是成事在天。是谋事不在人。原来，客观评价自己最难的是，承认自己写坏了，在交出去之前。这些年来，因为太难，所以我都交给编辑、评审和出版社去决定了。结果，当好成绩只是作弊时，只是自取其辱。
这个领悟，很慢很慢。在我发现自己以后。发现写作是自己的事以后。
可是自己的事，会自我感觉良好，更是自我沉溺。又自己的事，就不是他人的事。不是他人的事，如何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呢？
一直以来，我都想引人注意。标新立异最直接，也最容易。很长一段时期，我追求形式技巧的突破。主题要富争议，情节要富张力，结构要不断翻新。文字上，自创。2020年《香港文学》，幸金顺评论我“运用破碎与不连贯的叙述语言和修辞隐喻”。我赞成他说我“有如手持镜头所拍摄的电影，画面在不断摇晃下造成了模糊或晦涩的空间”。我领悟到自己的缺陷。还是一意孤行。直到2021年10月，我投了一篇散文给星洲。被拒绝了。我非常郁闷，跟老公发牢骚。我猜测问题所在。我对老公说，艰涩的文字什么时候才能被接受？老公问我，为何要艰涩？我说，我不懂简单啊，simple but witty，我办不到。他说，为何不能simple but sincere？
自此，主编接受了我多篇散文。每次寄出稿子的简短电邮里，我对她说，谢谢阅读。因为不适用，我知道她读了。待用，是她回信了。下一封给她的信，我更懂该怎样的语气，该怎样的叙述和该拉近多少的距离了。一封一封信里，我一点一点拼凑她。哪一句会触动她，哪一句让她牵了牵嘴角，又哪一句会让她为我蹙一下眉呢。来来往往中，我也慢慢在文字里成型。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信给读者呢？读者，可以是我需要的他人的眼光。
或许，有一个想象的读者，我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会认真、诚心诉说自己的想法、情感和故事。我会专注写好当下的这一封信。然后，我不会想到作品得奖以后应该致什么辞。不会想到出书以后是否回母校打书。不会想到接踵而来的开讲座、当导师、当裁判了。
当我心中的读者，慢慢成型时，我读出来了。过去我的文字严重断裂。我一味追求文字风格，故意偏离正常的语言形式。原来，这造成了阅读障碍。我努力用独特的语言说故事，以致沉溺在断裂的思维里，不自知。其实，语言就是思维。当我的文字在不断跳跃、隔绝、自圆其说时，我的思维也是不连贯、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
只是，文学是追求新意的啊。而文学不是科学。文学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能说，新意是什么，是如何做到的。有人说，小说不应该议论，可是帕慕克可以把绘画历史和绘画理论写进《我的名字叫红》。有人说，小说最忌全能视角，可是黎紫书的《流俗地》写出了超过十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说，小说不是哲学，可是兰德的《源泉》，即使人物符号化依然让人读得血脉偾张。有人说，小说要好读，可是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写出了艰涩隐晦的暴力美学。而好的作品，又百花齐放，千奇百怪。范俊奇的《镂空与浮雕》让人看到绮丽的印象派，又观赏到动感十足的系列镜头。李娟的《羊道三部曲》是轻灵的木吉他民谣，让人沐浴清风中。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一支舞蹈，蓝天白云下，水土绿茵上，鸟鸡猪驴羊和谐相伴。更有杜拉斯的《情人》，逻辑不通、思维混乱，却极具感染力，让人不禁迷恋。这些作家，都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与众不同，还超群出众。说到底，文学是个人化、个性化的。要独树一帜，只能循着自己写。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
我知道，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容易自恋和自溺。我曾经出错。错了，更正，还是错。我想，我还是想继续。我还是愿意在文字风格上，继续探索。只是这次，我记住了：独创不是没人懂。
我想起Catoblepas。我是从尤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读到的。它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福楼拜的《圣安东的诱惑》和博尔赫斯的《幻想生物之书》也提过它。卡托布勒帕斯是一个从脚开始吞噬自己的神话动物。我曾经认为，这个动物是怪兽，像失忆的人自己吃掉自己的存在一样。我想，用这个动物来隐喻创作，也可以。就是知道自己会出错，还是愿意继续错下去。而且，就是从这一个错，凑近下一个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