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写作/文学创作

影评

《归途风景》

刊登于2014年10月第22期《马华文学》 又一天了。他踏出木板工厂。头低了一整天,终于可以抬起来了。天空真辽阔。这无垠的荧幕正在上演一场颜色的战争,红军大口吞拼了蓝军的领地。乡下人说红彤彤的夕阳预告隔天会很热。明天工厂里又会像个大蒸笼了。他快步走着。一阵风吹来。路边比他还高的茅草沙沙摇曳,小泥路面的尘土飞扬。他从裤袋里拿出手帕,盖住鼻子嘴巴。要赶快。阿琴在饼干厂等着。 人家跟着他从乡下出来半年多了。他们暂住在她的表姨家里。他心里着急。要赶快储够钱,好跟阿琴回家乡摆喜酒。这名份一定要尽快给人家。他坚信一定能给她过上好生活,因为这城市里机会多的是。 他摸了摸帆布包里的小手电筒。待会儿回家的路可要靠它了。 阿琴一跳,坐在了脚车后座。他平衡好以后,就往前骑去。两个月前,表姨在同一个新村里找到了一块空地。他再找来两个老乡,一起铺上石灰,搭建起一间小木屋。他们夫妻俩这就有了自己的家。刚刚进办公司拿月薪时,老板说让他担起工头的责任。他心里非常踏实,心想日子会越来越好了。 脚车在坑坑洼洼的小径上颠簸。蟋蟀,蟾蜍的鸣叫声从两旁的烂芭传出,像哀悼天上壮烈牺牲的红军与蓝军。他把机械动能照明按上了。只要他一踩踏板,前方的路就隐约显出一轮亮圈。再过一会儿,四周会更暗,而前方会更光。 小径来到大路的接口。突然他在路口的杂货店停下脚车。 他转身说:“买一支荷兰水吧。热了一整天。” 摩多车停靠在路边。为了吹吹冷气,全家跑进便利商店去,却只买了一瓶可乐。姐姐从妹妹手中抢过瓶子,大力吸吮最后一点汽水,发出嗦嗦声。 “好啦,凉快过了。上车吧。”说着他戴上头盔。 妹妹先贴着爸爸的背坐,接着姐姐也紧靠在妹妹背后。妈妈套上头盔,挺着大肚子,小心翼翼地跨上了摩多车。两个轮子承受着五口的重量,朝家的方向滚去。 红军与蓝军逐渐撤退。黑军开始称霸。 摩多车来到了组屋区。每次经过,他都昂起头来仰望。那些亮了灯的家户,真像许许多多的电视机排开了,叠高了。他总是幻想住在最高一层,能看见什么,能看得多远。大家都说这城市发展起来了。他也感受到了,只是自己赚的钱还是不够。 这刚建好的柏油路真平坦好走。来到前面这个大交通圈,他必须左顾右看才敢驶出去。忽然,一滴水打在了他脸上。必须停一停,让大家穿上雨衣。 刮水器左右扫动。他把冷气关了。 弟弟埋怨:“以前那辆老爷车没有冷气就罢了。现在有冷气,还是不能吹。” “没有太阳,又下雨,不热啊。”说着,他摇下了车窗两寸,让空气流通。 天空战场上的逃兵,一批又一批倾盆而下。 车子突然间停住了。是前面的车子不动。他知道,是前方二十米处的低地部分浸水了。说不定还有车子抛锚了。一定不能停下,要不断踩油门,慢慢地经过那积水。如果松开了油门,车子就会死火了。 对面来了一辆迷你巴士。乘客拥挤得 站到门口来了。即便如此,司机还是加速前进。路过他的车子时,溅起的水花从车窗缝隙洒了进来。他赶紧把车窗摇上了。 他坐在后座。身边的孙子正在逗玩小狗狗。他看了看皮革坐包,都是金黄色的毛。这不脏吗?这么豪华的大车,太可惜了。 刚才在高速公路能够通畅无阻。可是,一付了过路费,来到这路口,就堵住了。儿子的手离开方向盘,拿出手机,开始点击荧幕。他望出窗外。街灯,车灯和招牌荧光灯点亮了整座城市。人们不会记得那依赖阳光的过去了。 “快到了吗?” “嗯。” 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没有认清楚它,反而觉得它越来越陌生了。 下了车,他推开铁门,走了进去。他的头顶挂着的牌子写着:爱之家养老院。 把铁门关上后,他抬起了头。停战后的沙场,一片黑暗,十分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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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情缘》

刊登于2013年9月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苏姗娜跟在一头巨大的人头后面。走廊上黑黢黢的,只有前方尽头有微弱的光线。光线照亮了大头的边沿,黄褐色的卷发亮成一圈。苏姗娜闻到了一股椰油味, 不自觉地抽了一下鼻翼。大头突然打开了一扇门,将手中的大包包放下。苏姗娜后面另一个女黑人也跟上来,把另一个小包包放下。苏姗娜朝她们点了点头。头大的那个张开嘴巴笑了。苏姗娜吓一大跳。那张口红艳艳的,满口鲜血似的。站在大头旁的那个,头发梳成一个结倒不头大,但是全身圆润润的,个子却不高,所以更像粒圆球。小圆球似乎明白苏姗娜的惊吓,叽里咕噜说了句话。苏姗娜这下知道了,所罗门群岛的英语就像外星人语言。 第二天清晨,老公上班前吻了一下苏姗娜的脸。他说:“午餐时间就回来。”前一个晚上,两公婆聊了一整夜。小别胜新婚,两人浸泡在甜蜜的话语里。对于这个陌生的国家,这个陌生的员工宿舍,这里陌生的同事, 和这里陌生的当地人,她都忘了打听。但还没来之前,她在维基百科是大略读了一点资料。 这个国家由许多岛屿组成。最靠近的国家是西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如果从马来西亚出发到这里,其实不算太远,不会超过六小时吧。但是,飞机航班必须在澳洲的布里斯本转机。所以,同样的时间,已经是从吉隆坡飞到美国去了。幸亏飞机票由公司提供,因为同样的票价也是可以抵达地球的另一端的。 所罗门是个独立的国家,也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在二战期间,首都霍尼亚拉是太平洋的转捩点所在地。苏姗娜还看过一部沉闷的电影The Thin Red Line,故事背景就是这里。电影里的茂密丛林,沼泽地给苏姗娜很深刻的印象。老公就是在一家外资的伐木公司里当财政。苏姗娜曾超过两次跟老公确定:“我们不是住在森林里吧?”但是,更令她担忧的是,资料里说,所罗门群岛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换句话说,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但是,老板请马来西亚的员工远道而来,肯定提出了有诱惑力的薪水。所以,老公不断安慰苏姗娜说:“我们就忍耐三两年。” 她还躲在棉被里。房间里有一架90年代前的老式冷气机。房里家具不多,也没有多余的装饰物品,所以空间很宽敞。连着房内的厕所也设备简单但非常干净。突然,房门打开了。昨天那个大头黑女人悄悄地走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扫把,走到角落就干起活来。苏姗娜睁开了眼睛。窗帘还没掀开,所以房间里还是漆黑一片。苏姗娜想看清大头的模样,可是她的躯体跟背景容成一片暗黑。只有脚板在一起一落时显得雪亮亮的。 苏姗娜沿着走廊走向明亮的方向。到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非常宽广的空间。空间中央是一张像摆喜筵时的大酒楼里的大圆桌。靠墙的是一架饮水机和许多杯子,另外还有两个大冰柜立着。另一面墙上有三个大窗子,灶头煤气筒和水龙头就在窗下。苏姗娜走向了另一个角落。她仔细端详了一架巨大的烤炉。小圆球黑女人站到了她身旁,又叽里咕噜了几句。这次,她听见了一个词:蜜细。苏姗娜猜出来了。就是英语里的小姐,miss吧?苏姗娜食指指自己说,蜜细;然后再指向小圆球说,you。小圆球很开心地回答,叽里咕噜乌玛。接着,乌玛指向拿着扫把刚进厨房来的大头说,叽里咕噜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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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别车子小尾巴》

刊登于2013年5月12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公公吗?” 不。虽然他一头白发,身材虚胖,总是在校门口等待我放学,很符合公公的形象;但他不是我的公公。每次刚开学不久,从幼稚园,小学到中学,总会有人误认为他是我的公公。我摇摇头以后,或许有人还会不甘心地问:“外公吧?”我就会回答说:“是阿伯(客家发音ah pak)。”直到很久以后,或许是上了大学,离开了家能够远距离地审视以后,我才明白了其实大家很奇怪为什么爸爸的哥哥会跟我这么亲是很合理的疑问。 爸爸妈妈在我还睡在摇篮里时,就被迫离开了这个家。是只有短短的几年(我也忘了有多少年),但是是这个没有娶亲,没有孩子的阿伯在这段时间里充当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里,有一辆轿车是很了不起的事。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看着他的车子驶离家门,不断远去;而我就使劲地挥手,大声呼喊bye bye。我是怕他听不见我的声音,所以声嘶力竭。他肯定听见了,因为每次在快要右转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前,他会把手伸出窗外,像车子长出了小尾巴,向我挥动道别。邻居们也听见了。有时候隔壁阿嫂会安慰我说:“阿伯很快就回来咯。”我当然知道他会回来,但是没有他在的时候,心里还是很牵挂就对了。爸爸和妈妈到底哪去了?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后来,爸爸妈妈还是回来了。可是,为了生计,他们忙碌奔波,我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靠近他们。或许,应该说,他们没有太多的机会靠近我。我终日都跟阿伯在一起。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了,所以闲得很。现在想起来,阿伯终生有两个最爱。其一是驾车。其二是美食。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留在了那辆暗紫色Datsun1587上。上午上完幼稚园,下午我就坐在他的车子里,一起找吃去了。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得那些吉隆坡还没发展起来时的马路,那时候的建筑,和那些大牌档的样子。我们常吃的那档猪肉面在Imbi Road,隔壁还有一家由聋哑人当招待员的KFC。每次去Ulu Kelang吃叉烧饭,我特别期待车子驶上一条很大的天桥,而旁边那座购物商场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小巷里的瓦煲鸡贩,只有在夜晚才开档,所以吃的时候眼前只有乌黑的一团,什么也看不见。这些小贩都对我们非常熟悉。那家十字路口的鸡饭档老板,看见我们来了就开始崭鸡腿和烧肉,我们只需找好位子坐着等一会儿就能吃了。 我们也经常出远门。不是北上怡保,就是南下新加坡。都是其他阿伯们的家。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一路上被大卡车挡在前头而乌龟般慢慢爬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阿伯最爱这个时候大显身手。把车子越到对面车道上,加速前进,在对面车子迎面来时,即刻回到自己的车道上。我知道,坐过阿伯长途车的阿姨和伯娘们都说坐阿伯的车如坐过山车,心惊胆跳。我一点也不明白有什么好怕的。我最喜欢横躺在后座座包上,让摇摇晃晃的车子哄我入眠。可是,上了小学以后就不能像在幼稚园时那样经常逃课出远门了。还有,我的身体也长高长大了,不能横躺在后座车包上了。 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我们搬家了。阿伯却留在了老家。我记得当天妈妈催促我上车,我连连回望阿伯的房门。他每天不到十点钟都不会起床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意图,没有想说再见,也没有想要临别拥抱。我已经到了知道电影里的画面是不真实的年龄了。我也没有流泪。但是,心里就闷闷的。就这么样吗?但是,除了这样,又能怎么样呢?我恍惚地坐上车。这时,阿伯的房门开了。他一头蓬乱的白发,上半身裸露,只穿着一条短裤。妈妈跟他讲了几句。我在车上听不见他们的谈话。接着,妈妈上车,车子就开了。我连应该挥手道别与否都不确定,只趴在后座座包上,通过车后的大片玻璃看他。他站在门口,一脸木然。我们的车子缓缓地驶离门口,在五十米处的拐弯处转向右边。我看不见阿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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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时光 》

刊登于2012年10月28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给过去的战友和小瓜们 “快点!”我喊你们。我知道一切很快就要消失。趁还赶得上,还来得及,再来一次吧。给自己留下一些拥有,作为纪念品,作为往后可以追踪的回忆。我心里呐喊:分秒必争啊,一刻也不能放过啊。可是我清楚,这只会是徒劳。这是一场我胜不了的竞赛,一场没有人能够胜利的竞赛。我加快脚步,努力将身躯再往上推,却始终原地踏步,看见时间冲在我的顶端,自己还远远落在后头。我能够到达吗?从来没有人追上时间,超越时间,可是终点在哪里?我迷惑。但无论如何,现在只能坚持到底。那是唯一的出路:往上爬往前进。我非常清楚,最终一切都只是短暂的过程,只是曾经的拥有。快,快点名,还有谁没到?你们也快帮忙想想,名单里应该还缺谁?是的,我坚持,一定得来齐。一个也不能少。一定要所有戏剧研究会第一次会议的出席者都全到。陈源敏来了吗?还有赵家剑也不能忘了,虽然他职位不高。副主席许浩永又迟到了吗,还是老样子,真气人。还有谁?还有谁。。。 那份焦虑,那份惊惶,我现在还感受到,是今早睁开眼睛时记住的。回到现实来的一霎那,我甚至迷失了――我站在了陌生的舞台上,找不着自己的动作与对白。强烈的灯光打在我的脸上。我低头,看见一个黑影连着自己的脚板。它是谁,我认不得。当我惊觉原来它是我的影子时,我才领悟到自己错了位。我才刚回来,从一个无限的黑暗深渊里爬回来。 那段时光,还有当时的你们,在梦里保持了鲜度。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段日子始终冻藏在我心中。那么多的细节,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梦境只是几秒钟的存在而已,在我心上却刻上了狠狠的一疤。北岛在《在路上》里说: 我调整时差 于是我穿过了我的一生 从梦中调回梦醒,我已经穿越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那一刻,我站在了六年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完,我将失去穿白衣蓝裙的身份,失去向老师起立问安的义务和失去排队进考场的权利。我将脱离六年里所有的生活次序。我不愿这样。我愿时间能停下脚步。如果那是奢望的话,或者只要放慢脚步就好。可是,我终究无法挽留任何东西。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我能做的是:再开一次,那第一次的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哪一次?是戏剧研究会成立以后,选举执委团的会员大会吗?还是执委团选出后,第一次的执委会议吗?不,都不是。第一次就是最早最初的那一次。那次为成立戏剧研究会而开的会议。当时,还没有执委,没有会员,甚至没有戏剧研究会。我也还不是主席,不是第一届戏剧研究会的主席。我们,十三个人,为了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学会,开了这第一次的会议。 可是,召集你们是那么困难。汤窈芬在跟同班同学庆祝假期的来临。萧春知已经不再是戏剧研究会的会员了。啊,我也不再是主席了。史高节问我:“你凭什么召集会议?”我非常焦急。这个时候了,还要追究会议的合法性吗?今天以后,这一切都不再可能了。在还赶得上,还来得及的时候,让我们再重温一次当初的热情,好吗?至少,让我重温自己当初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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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雪》

刊登于2012年9月23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梅红记得,那年那天,邻居姐姐非常漂亮。她全身雪白,坐在床上,是天使下凡了。众人都围绕,还赞美不绝。那洁白的长裙铺满了半张双人床,梅红用眼睛就能触碰,感觉光滑,柔软。她真想伸手摸一摸,但是手不如眼睛,会沾污了它。 那些花边蕾丝如点点星光缀在白云边上,昼与夜的景物齐聚了。梅红的双目着了魔,忘了眨眼。 五岁的梅红拉拉妈妈的手,说:“真美!”妈妈笑着回答:“以后,你也会。”她看着新娘头上的半透明面纱,幻想透过它,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就像下雪了? 当新娘的那一天,就是天空下雪的那一天了? 电话里,那人答应说:“好,我派人来。”老太太立刻将木门打开了。这样,他们在屋外叫门她就能够听见。然后老太太将手机带在身上,万一叫门她听不见,他们来电她也不会错失。而且,随身带着,上厕所也方便接听。她心里盘算,如果他们现在出发,会卡在交通堵塞的市中心大路上。到了住宅花园,再花点时间找门牌。她看看时钟,算一下,应该可以在九点半至十点之间到达吧。还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她决定像平日一般打扫房子。老太太扭开了收音机,但是将声量调得比往常低。 只要他们肯来,事情就有了解决的希望。老太太乐意等待一个小时。 梅红已长成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是周一的周会。校长在报告,而梅红在发呆。她盯着前面的背影。它挺直得有如一个向下倾泻的瀑布。肩膀的线条却是微风中起伏的小波浪。背影下的长影子贴着她的右下脚。梅红把手浸入影子里。是温的,她心想。谁说影子没有温度? 周会完毕,她跟随那个背影,越过操场,经过厕所,沿着走廊,进入教室,回到自己的座位。前面,还是它。 上个星期,前面空缺了两天。他的背影不存在,梅红的视线更宽阔了。可是,老师也能够更容易注意到她。梅红很不自在。她还是喜欢被他阻挡。梅红认为那是一种护卫。这两天,她想念他,想念它。 今天他生病康复回来。梅红的视线时时刻刻都锁着它。她并没有做什么事,就只是在他后面守候。她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清楚他的一举一动,揣摩他的情绪变化。 这天的英文课有个随堂测验。早早把试题都填好的梅红,放下笔,双手托着下巴,盯着前面的背影。他还在写。他的背影这个时候是那么专注。梅红感觉到那份坚毅。她猜想,它此刻是烫的。梅红真想伸手摸一摸,但是她满足于眼睛的触碰。 “时间到。传上来。”老师宣布。 前面的背影突然转了过去,他正面对着她。梅红顿时把手放下,头猛然低了下来。他将一只手摊开在桌面上。梅红一话不说,将试卷递给他。她的眼睛鬼祟地逃离他脸的现场。等到他又转过身去以后,梅红才再把头抬起。 这是她的秘密:让他被等待着,是她能够给与他的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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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狂》

刊登于2012年8月12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你知道吗?昨晚我又失眠了。 就不应该去见他们。这么多年没联络了,突然来电说一定要碰一次面,我就想不到理由来推脱。只是,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把见面的情景放在幻想的脑海里。到真的时刻来临时,我像劳累一天的上班族放工回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房子一样。先是精神紧张不知所措,被迫留下后,还是无法适从疲态尽露。比如说,我以为他们会说:“哇,你瘦了,变美了。”结果他们一字不提,我就觉得自己为减肥所付出的汗水精力都被漠视了。昨夜躺在床上我就想,或许他们放在心里的话是:“你憔悴了,老了。”一定是不好的话才默默收藏,好话怎么会不让人知道呢,对吧? 当她问:“你在忙什么?”时,我就说:“写小说。”大家一阵哗然。我当然有点自豪,却也有点心虚。因为我一直准备作答的问题应该是:“你在做什么?”写小说是有在写,不过还不至于到“忙”的程度。我能够理解,他们以为我日以继夜地,拿着钢笔在稿纸上拼命地写。这种假设首先就错在时代的落差。我是偶尔面对着电脑写写,早已不再拿钢笔,也不以稿纸投稿了。他们也以为我真成了作家,准备出版著作,以卖文过活了。这样想我,我也很高兴,因为这确实是我的梦想。问题是,这梦想还没实现呢。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只要动笔,就已经变成作家,能够出版小说了呢?他们不知道,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写坏了多少稿子,或者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这是我已经预料的。毕竟写作是那么冷门的癖好与行业。整个晚上,我辗转不眠,不为这。为的是,她问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写小说能赚多少钱?”我摇摇头不说话,心想一篇短篇的稿费会吓坏了她。可是,他们都明白这个无言答复的意思。她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写?”我就在这个时候,理直气壮地说:“为自己。”大家像凝固的冰条一样静默。可是,投射到我身上的眼光里,带着温暖的敬意和歆羡。我知道,他们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我。我感觉我的脸应该是红透了。整个晚上,我睡在床上,同时也一直还坐在那家餐厅那张椅子上,对着他们说:“为自己。”整夜,这三个字被我反复咀嚼,吞下,再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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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屋檐下》

刊登于504期《蕉风〈浪来了〉》 这是由一个老太婆和两兄弟的小家庭组成的,其实也不算太大的一个八口人家。这么大间的独立式房子,当然容纳得了五个大人和三个小孩。同住一屋,朝夕相见,日日相处,关系肯定密切得不得了。这种密切,可以是像良朋知己那样,也可以像猫与狗那般。或者是相亲相爱得非常密切,又或者是相缠相斗得非常密切。我走进这栋房子,就觉得自己闯入了别人的家庭。因为,对一个外人来说,一家人的定义,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阿哥一见到我,就送上了他惯有的灿烂笑容,说:“老师,早安!”我回送了他一个微笑,手掌情不自禁地就伸到他头上,轻轻拍打。阿弟随着表示了他的存在,也说:“老师,早安。”我看着他,发觉他的脸是漠然的,一点热情也没有。“啊,阿弟。早安。”我说着,将手收回, 就走向了书房。 这对兄弟是亲生的。但是,相隔一年,同样一个妈妈生出来的两个宝宝,却有如此大的区别。阿哥活泼,机灵,外向;阿弟沉稳,木讷,文静。身为他们的补习老师,我没有对谁特别偏爱。但是,阿哥确实比较讨人爱。他不但可爱,而且资质聪慧,什么东西只要重复教两次,就记住并学会了。阿弟,嗯,是比较笨拙。常常我已经反复地对他讲着同一个道理,他还是一脸茫然。所以,按照客观计算,我花在阿弟身上的时间是比较多的。这当然对阿哥不公平啦。所以,我过去是比较疼阿哥的。现在,我更怜爱阿哥了,因为我知道他妈妈的心是偏向阿弟的。 昨天,补习完毕后,我正准备离开时,经过大客厅看见阿哥的婶婶正在看电视。她人非常友善,每次看见我都很亲切地打招呼。我对她很有好感。相比较下,阿哥的妈妈就严肃冷漠多了。昨天,她竟然开口说:“老师,我载你回家吧。”我对她的好意非常感激,因为外面烈日当空,即使撑着雨伞,徒步二十分钟还是会汗流浃背的。我心想,这么友好的有钱太太,还真难得呢。 婶婶驾着车,突然清了一下喉咙,说:“阿哥和阿弟好教吗?” “哦,两个都很乖。”我回答说。 “乖?那个阿弟啊,其实很狡诈的。”她声音里有一种抑制着的激情。 我有点惊讶,问道:“是吗?” “哪,才上个星期。我们家阿妹跟他们玩。不知怎么的,阿妹就哭了起来。我问说什么事。阿弟就指着阿哥说,是阿哥推倒阿妹。我还真相信呢。结果,阿妹自己开口说,是阿弟推倒她的。”她说着,就瞥了我一眼。 我淡淡地回应:“是这样。”但是心里想,小孩之间的纠纷是很难评断的。 “哎呀。可是啊,可怜的阿哥每次都中打中骂。”她摇了摇头,非常惋惜的样子。 “为什么?”我内心也有点心疼了。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偏心咯。他们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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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之歌》

刊登于2012年2月19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蓝领带的年轻人望了过来。她说:“对吧?”小男生笑了。 “我吸引很多人注意的。每天,我都计算。二十分钟里,会有三到五个,尤其年轻男性。”她说着,目光不断游移。 “你看那个阿姨。披头散发,脸色蜡黄,身材臃肿。没有一个男人的眼睛会在她身上停留超过两秒钟。你注意看吧。”她向左瞪,暗示阿姨的位置。 小男生点点头,双手再更用力抱紧书包。 快到站时,小男生背起大书包,立着等候。地铁门一开,他就飞快钻进人潮,瞬时消失了。 她心想,他有点紧张。是跟老师坐在一起的压力吧。也可能,她敏锐的观察力,让他吃了一惊。十三岁的小男生真可爱。她独自笑了。 早晨,办公室里喧闹忙碌,进行着各种交易买卖似的。有的老师在交代学生事务,有的老师在收拾簿子准备上课,有的老师在行政处办理教务。她的位子总被三两个学生围绕着。有的学生是来办正经事的比如班长,但大部分学生却只爱在她身边打转。他们开心地问安,然后找无聊的话题跟她聊。最常从学生口里吐出的就是这句:“老师,你有男朋友吗?”每次听见这个问题,她就昂起头回答说:“很多!”学生们通常张开大口哈哈笑,从来不继续仔细追问。早晨的办公室,就如此喧闹忙碌。只有上课铃声铃铃铃响时,所有的学生都撤离,大半的老师座位也空了,办公室才稍稍喘息,微微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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