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蕉风》508期
我看着自己面前的牛排，如果今天我是正常的，我会很期待咬一口。我们也不是常常有这个机会大快朵颐，只有像今天这么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才会破费吃一餐好的。可是，我在这么非一般的时刻里，不但没有让自己的快乐加倍，反而变得神经兮兮的，连胃口也没有了。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完全不在计划之内。谁不会在有可能一举成名之夜，尽情享受和放纵身心呢？我慎重地化上妆，穿上端庄的黑衣长裙，把一年也穿不上三次的高跟鞋也派上用场了。在预想中，在典礼之前，我跟老公甜蜜地用晚餐，然后才幸福地走进礼堂里等待结果。整个过程应该是愉快的，我的心情应该是欢畅的。可是，此刻，我只想对老公说一句：“我们回家吧。”
最终，我还是自己默默吞下了逃跑的想法。我们来到花踪文学奖典礼的礼堂门口。招待员说入围者有特别的座位，就靠近舞台，方便领奖。但是，预留的座位是不包括家属的。我真不想跟老公分开坐。这个时候，我极需要他的陪伴。这种心理，讲出来一定让人笑话。都快过而立之年了，还这么依赖他人，一点也不独立。没错，时光就倒流了三十年，我回到十岁之前的年代。
妈妈有个大家庭，成员多得可用“大家族”来形容。每年外婆生日时，就是所有阿姨，舅舅，表亲们相聚一堂的时候。有人从家乡安顺南下，有的从新加坡北上，雪隆一带的一定不缺席。即使家族成员很少到齐，但是加起来，这天我们这个小屋檐下也会有不少于五十个的人头。
我跟Titi表妹是最亲的。外婆生日总落在学校大放假期间。每年这时候，最小阿姨带着Titi表妹和Alvin表弟，从沙巴油棕园回到西马来。每一晚，我跟表妹睡在同一张单人床上，总是低声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没了，直到阿姨在黑暗中发下“肃静”的禁言令时，我们才互相伸出舌头，然后闭上眼睛。大日子这天，我会一直粘着表妹。即使她跟其他远来的表姐们开心地玩在一块，冷落了我时，我还是不远不近地站在她后面。
当切蛋糕仪式在烛光熠熠的浪漫气氛下举行完毕后，电灯又亮了。这时，在新加坡当老师的七阿姨就会说话了：“所有的小孩们到我这里来。”我的小心脏就开始加快跳动了。十多个小孩被命令席地而坐，围成一圈。我坐在Titi表妹后面，将身体靠在她背部，靠得紧紧的。七阿姨会把我拉到原定的位置，把圆圈的缺口补好了。我看看身边的表妹。她满脸愉悦，目光炯炯。我觉得孤单极了。
游戏进行中，我僵硬的脸孔会用力把笑容挂上。其实，我不是不爱玩，只是一直对马戏团感觉不安。有一个最受大人们欢迎的游戏，就是“轮流演故事”。开始时，我和另外两个表弟被关在厨房里，像等待上台的幕后戏子。客厅传来欢腾的笑声，两个表弟互相傻笑，我却愁眉不展。当笑声结束时，其中一个表弟被调出了厨房。哈哈声又响起，然后又结束了。接着，另一个表弟也被调走。厨房里最后剩下我独自一人，忐忑地等待自己的命运。终于到我上场时，我被命令观察表弟的表演。他摇头晃脑地胡乱摸摸打打后，七阿姨说：“轮到你了。”他们要我揣测表弟的动作并重新模仿一次。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因为我根本看不懂表弟在搞什么。于是，我也随意挥一挥手，踢一踢腿，然后就呆呆站着。观众批评了：“她不认真。”我孤立地立在所有眼光的中心点。
我最害怕的是团康节目衍生出来的余兴表演。刚刚游戏中犯规或者输掉的小孩，会被罚即兴表演。Titi表妹总是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坐下，弹奏一首《给爱丽丝》。大人们都拍手叫好。轮到我了，我呆呆地站着。“唱一首歌吧。”我摇摇头。“讲一个故事。”我还是摇摇头。“那就弹一首吧。”我已经不敢再摇头了。
我把双手吊在黑白键上。十指已经不属于我。他们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他们在抗议。他们不满自己被赤裸裸地展露在大庭广众之前。想当然耳，他们把一首好旋律糟蹋得忽快忽慢，忽强忽弱，忽大调忽小调，一点不给我留情面。好不容易弹完了，我立刻把双手埋到身后，如果此时面前有个窟窿，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也埋进地里。
十年过去，我来到了中学。
学校大礼堂有个小舞台。层出不穷的演讲比赛和文艺表演在这里上演。我已经忘记马戏团曾经带给我的创伤。相反的，我发现台上的表演者吸引很多的关注。一个英语演讲比赛以后，隔壁班的冠军就成了明星，成为大家几天的热门话资。那些平时外表不出众的女同学，一站上舞台去跳舞，俨然成了仙女，婀娜多姿漂亮极了。台下观众的热情有种魔力，会让礼堂变成澎湃的大海。我感受到这大海的汹涌，非常渴望将个人的孤单融进浪涛里。
终于，我等到了辩论比赛。老师挑选代表时，我自告奋勇要求参加。一拿到辩题，我就绞尽脑汁，剖解分析延伸论题。辩论比赛不是个人的戏，所以我也发挥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放学后，我把辩友们聚集起来，脑力激荡，共同把稿子写好。回家以后，想到了新的论点，又打电话给辩友，讨论到不肯挂电话，直到爸爸脸黑黑地发下“断线”禁言令时， 我们才把快煲焦的粥灭火。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上台前的准备工作里。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在舞台上，我重复阅读写好论点的小卡片。对方同学在呈现自己的立论，可是我一句也没听进耳里。我紧张地背着自己的稿子，一字一句地反复呢喃。那些不听话的十指又震了。我非常焦急，心里不断问自己，该如何掩藏呢？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期待的一刻。但是，我明明清楚，自己一点也不享受，反而被煎熬得死去活来。终于，到我陈词了。我一手拿着小卡片，另一只手不断似模似样地挥动。在我想象中，洋洋洒洒的辩论员就应该挥动双手。强调立场时用力在空中拍打，质问对方时礼貌地指向他们，表现幽默时也可以大方摊开掌心。我尽量投入表演。这一刻，我获得了我所渴望的目光。可是，在心深处，我只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欲望――逃离现场。
我们的努力为队伍带来了好成绩。可是，我对自己失望极了。自由辩时，我无法克服紧张，一直不敢站起来发言。那个表现得灵活机智的辩友赢获了最佳辩论员的荣誉。可是，他的稿子却是我帮他写的。下台以后，身为观众的好友走前来，对我说：“你的手是怎么一回事？像畸形儿的动作一样，难看死了。”
我没有放弃舞台。直到高三最后一年，我还是班上每年班级辩论赛的狂热分子。只是，舞台一直不属于我。我再努力搜索资料，分析问题，归纳总结都没有用。一上台，我就怯场。因此，我没有一位出色辩论员的敏捷反应和临场急智。我的最后一场辩论是校队代表的选拔赛。一下台，我便走向厕所，然后在里头沮丧地哭肿了眼睛。多年的辩友给我的一句安慰话是：“我推荐你当智囊团吧。”我觉得非常委屈。但最终，我还是忍下了羞辱，接受了我六年里最大的成就。
又一个十年。我从社会大学，再回到校园。
我没有了年少爱出风头的凌人盛气。我只求安稳地当一个低调的学生。就准时上课，认真做笔记，尽力做作业，考试过关，平淡而踏实地把一张文凭拿到手就好了。那些台上的风光与荣誉，已经对我没有吸引力。不但如此，我甚至觉得，别人的目光是一把小钝刀，即使刺不痛也会让人浑身不舒服。所以我唯恐避之不及。上课时，我孤零零地坐在最不受欢迎的前排座位。中休时，我也不会转身跟同学搭讪。下课了，我头也不回地踏出课室。可是，平静不能如愿。
这所大学追从的是论坛式的教育方式。教授喜欢把同学们集合起来，围成一圈，自己也是一分子。开始时，我总是低下头，眼睛锁在原子笔头上。我以为我不看教授，他也就看不见我了。有一次，教授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原始人在看见日落时，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仍旧不抬头，双指来回摇晃原子笔。突然，三个字铿锵有力地被掷到空中。我意识到是我的名字，惊讶地喊了一声：“啊！什么！”同学们哄然大笑。我尴尬极了，回答说：“我不知道。”那天回家途中，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何笑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很久。
还有一种躲不掉的苦恼就是报告会。如果老师问谁要先来，我会立刻把右手举得高高的，那么挺直又充满力量。这是我不得不受罪，但能把痛苦减到最低的自我解救。站在讲台上，我会一直盯住电脑荧幕，或者稿子。偶尔，我抬起头望向讲台下时，我感觉自己的颈项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的头很沉，而且在不受控制地摇摆。是错觉吗？我立刻低下头来。如果刚刚我的头左右摇摆了，那就太丢脸了。可是，同学们都没有反应。应该是我的幻觉吧？我尝试用力控制颈项，这反而让我的头更沉重了。多少次，我就在怀疑自己是否看起来像个傻瓜的同时，努力克制内心的羞耻，战战兢兢地完成我的多个报告。
最后一年，临毕业前，有一天，在学校走廊，我遇上一位同学。他对我说，教授要几位同学跟随一起去台湾参加研讨会。这些同学只需要把交上的作业在会上报告就可以了。我听了立刻摇头说不要。同学吓了一跳，接着说：“教授特别提起你，说希望你能去。”我愣了一会儿。这时，我看见这位同学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可是，我想到了研讨会一定有个舞台，内心生起了一股恐惧。“不要。”我回答以后，迅速转身就走。我并不想看见这位同学的目光。可是，我知道，我逃得再快，这目光还是投在了我的背影上。
每次参加文学奖，脑里就会幻想，自己站在台上致词。肯定要感谢父母和老公。接着，或许说说自己的写作历程。要不就简单承诺自己的未来。总之，这将是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要讲出几句给文坛留下印象深刻的精句。
我看节目表。今晚不只是颁奖典礼，而且还是一场文艺演出。已经煎熬了好几天的心情，还要再忍耐几个小时。我快崩溃了。脑海里一直浮现自己走上台，然后面对上千人致词的画面。要说的话已经准备好了。就五句而已。可是，我反复地咀嚼反刍，以致那些文字都失去了真挚诚恳的味道。我感觉全身发热，也静不下来，不断变换坐姿。我干吗这么在乎啊？我为什么不能看得轻一点？为什么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被自己折磨死了！
第四个十年快到尽头了。如果还有人劝我说，只要多经历多练习，恐惧一定能被克服，我会不客气地摆出一张臭脸。即使被认为懦弱，我也不介意。
刚刚，步出礼堂时，老公说：“上台领奖的人，都很会说话。如果是你，你能吗？”
我坦白说出这一夜我的感受：“我默默地祈求只得到评审奖，不用致词。”
下次，我还会参加文学奖。但是，颁奖典礼就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