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写作/文学创作

影评

《秘密清零》

刊登于8月11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七年了。那个秘密,有了解答。 “如果我选择了他呢?”我就能吃精致的食物,比如米其林一星二星三星。我就可以知道,坐在跑车副驾驶位上的感觉。我就会有豪华的出游,住高级度假屋、看极光、游城堡、与海豚共游。我总是猜测和幻想,那个不存在的世界、生活、我和他。我不敢对老公说。我羞于启齿。但是,老公不想知道,因为他从来不问。这是自己保护,他知道选择性蒙昧会开心一点。我不说才对,不说最好。于是,这个隐藏的问题,是一笪污垢,时不时浮起。我的心总是灰灰的、刺刺的、咔咔的。我擦拭又擦拭,就是干净不了。只能不去想。暂时忘记。暂时沉到最深、最暗处。直到有一天,看着他的脸书,我惊觉自己如此平静。过去他的落魄因为我,我耿耿于怀。现在他的成功已经不是因为我,我竟然无所谓了。旁观那些贴文,不论惊喜还是可惜,我都不再觉得,跟自己有关。我这才发现,我已经有段时日没有问了。我已经接受,没有答案。那个不存在的自己,是更幸福和更富足,还是忏愧和懊悔?我一点都不想知道了。 只是,我必须知道,为何老公能原谅我。他真的不在乎吗?他为何能放下?因为他害怕失去我吗?那就是委曲求全了,不是吗?我一直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有一次,我们看美剧Emily in Paris。我很疑惑,也很好奇。老公曾留学法国,他会理解。我问他,为何法国人的情爱关系那么混乱,丈夫明目张胆搞暧昧,妻子跟情妇争风吃醋,似乎婚姻有外来者再自然不过?老公说,确实,法国人接受爱情无法专一。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也是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才能原谅我出轨,是吗?” 老公说:“不是的。我是很爱你。”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还是欣慰,至少,他不怨恨。 我的心还是灰灰的、刺刺的、咔咔的。 四个月前,我们家经历了一场死别。我和老公心爱的毛孩,大小姐病逝了。死亡这张网,铺张、笼罩、囚禁我。两个月来,我照顾病重的大小姐,身心疲惫。即使做好心理准备,当那个时刻降临,我还是被抛掷一个虚无的时空,迷茫而恍惚。我感受不到过去未来和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这里那里还是哪里。死神紧紧的眼神,锁住我的存在。我站在意识的边缘,濒临崩溃。就在大小姐走了的那个深夜,我一点半从睡梦中惊醒。悲痛牢牢箍着我。我不愿吵醒老公,我必须独自面对。我爬起来,坐在床头静坐。 死亡迎面扑来。我想到了短暂而不长久的美好,想到了终将消失的生命,想到了自己有一天也会彻底从这个世界被删除。我悲怆,更恐慌。我知道,静坐时,不要抗拒而要面对。我一面流泪,一面想起了大小姐、老公和爸妈。我对不起大小姐,我没有让她安详离去。我对不起老公,我背叛了我们的爱情。我对不起爸妈,我没有像他们爱我那样爱他们。尤其老公,我深深亏欠了他。我如此愧疚,我无地自容。就在此刻,同一瞬,老公发现我醒了,我也发现他醒了。我睁开眼睛,转身,投进他怀里。我放声哭泣。 “I nearly give you up, are you angry?” “No。” “Are you sad?” 淡淡的一声,嗯。 我呼喊:“You love me so much that you are not angry but sad!” 一双手拥住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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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错就错》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6月9日 就是偏见。Pig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失去的故事。这个隐秘的野人,原来是多年前突然消失的殿堂级厨师。重出江湖,人人都认不出他了。但只要报上名字,大家都目瞪口呆,要不高山仰止要不卑躬屈膝。我不喜欢。故事讲得没有不好。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细节。大厨师对自己的敌人说:我记得我为我的每一个顾客烹调过的每一道菜。啊,这就是观众乐意看的和听的。我说,如果这是真话,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不常下厨。 很多人都乐意认为,艺术家就是才气和灵感。就是天启的天才。而天才,说白了,就是不劳而获。像买彩票中头奖。像当富二代。像李宗伟得世界冠军马来西亚全国放假。我也乐意有这种好运气。刚开始投稿时,不断被拒绝,我怀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会成为作家。我害怕,坚持不懈,最终只证明我是个傻子。有一次,我在中国综艺节目里看到华晨宇谈论自己被誉为天才。他说,天才其实是比一般人都早很多很多就开始很努力很努力。我当下立刻释怀。上天没有抛弃我。 但是,上天还是有点偏心的。有的人,出错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很慢才更正过来。 我写作的初心,就是一个错误。 我第一次跟作家坐在一起,是2012年海鸥文学颁奖典礼上。那一次,我得了一个阅读马华文学奖。我很失落,因为我也参加了小说组。那时,我抓紧机会,问身边的曾翎龙一个自己非常在意的数目:你第一次得奖是你写了多少年以后? 2014年,花踪文学奖办了很多讲座。讲座后,还让听众围着大作家和大学者,形成花圈。那一次,我选了花踪文学大奖得主的花圈。只因我觉得他是花踪里最大的赢家。我心心念念成为他一样的大作家、写大作品、得大文学奖。发问环节,我迫不及待,用颤抖的声音问:你是怎么样写出这么好的作品?阎连科很尴尬。他一脸失措,眼神飘移,然后指陈思和说:这种问题让评论家回答。陈思和先是讶异,随着露出不屑,没有说话。为了冲淡内心的羞耻,我回家后认真读了花踪之前不认识的阎连科的小说。 我以为,问问题是一种睿智的表现。也是勇气。后来,我明白了:只有无知,才问出空泛的问题。也是幼稚。当时,我心中崇拜着抽象的形象。我羡慕作家站在台上的掌声。我渴望亲朋好友的肯定。我幻想其他作家和陌生人的赞许。我追求自己的名字被所有人记住。 我一直向外索求。 我投稿失败,很喜欢问编辑:为什么?当时《文艺春秋》编辑,黄俊麟是不回答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为难。为什么他只给了三个字,“不适用”,就可以抹杀我的心血?为什么他不能清楚交代,拒绝我的作品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初写作的人像我,必须遭受这样高高在上的编辑的忽视与冷眼?另一次,我投稿《蕉风》,被许通元退稿。我还是厚脸皮讨教。他很友善回复说我的作品比较通俗,也以对白为例子。可是,我不满意,继续追问,自我辩护。我说:我的对白非常啰嗦因为它们反映真实。我的小说表现真实世界。难道这不是写实主义吗?终于,他只礼貌了一回。 写作的十年间,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我爸妈看、我朋友看、我老师看、我老公看。我爸妈总是重复着:有进步。我朋友和我老师不断拖延,不了了之。我老公每次都说,他不懂,但还是被迫说上几句。有人评论时,我不断追问,自我辩护。逐渐的,他人都不再说话,而我想说却没人听了。我发现了。大家都不喜欢看我的作品。更准确一点,大家都不喜欢评论我的作品。现在我明白了。喜欢阅读的人,未必喜欢评论。它们是两件事。很多人,享受阅读,却不懂得分析。更多人,觉得阅读愉悦就够了,不必再追究愉悦的原因。同样的,喜欢当编辑,未必喜欢当老师。接受是鼓励,拒绝未必是惩罚。编辑或许不愿意承担教诲和训导的责任罢了。我明白到,给评语,是一种善意。我不断要求,才是为难。 再说,写坏了的作品,无从评论。 2017年,落选花踪的《猫,狮和豆豆盒子》被黄锦树赞赏的同时,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由大河文化出版社出版。黄锦树跟社长廖宏强要了我的短篇集。另外,也通过他跟我要我的中学日记选编。我的第一反应是兴奋。我以为自己终于出头了。可是,我随意翻阅那本在中国留学时出版的中学日记选编,完全没法读下去。然后其实,我也觉得,短篇集跟《猫,狮和豆豆盒子》不在同一层次。听廖宏强说,黄锦树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心虚,但怀着侥幸心理。我仍然非常期待。我以为自己终于像个作家一样,被写成评论文章。结果,在花踪得奖作品一一刊登以后,《文艺春秋》里黄锦树的推荐文只有两段文字,一字不提我的短篇集和日记选编。我终于承认了。我懊悔极了。真但愿从未出版过任何书。2021年,我写了两部长篇。完成后,我交给有人出版社。他们都拒绝了。我的好友建议我寄给黄锦树看,让他推荐给台湾的出版社。我说不可以。好友说,不要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向她解释清楚,黄锦树会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后一个请求赐教的人。 从开始写作,我就觉得,客观评价自己的作品是最难的。常常我以为写了好东西,只遭到失败。每一次投稿、参加比赛,我都说:或许这次行了。很慢很慢的,我才发觉,这个“或许”,不是成事在天。是谋事不在人。原来,客观评价自己最难的是,承认自己写坏了,在交出去之前。这些年来,因为太难,所以我都交给编辑、评审和出版社去决定了。结果,当好成绩只是作弊时,只是自取其辱。 这个领悟,很慢很慢。在我发现自己以后。发现写作是自己的事以后。 可是自己的事,会自我感觉良好,更是自我沉溺。又自己的事,就不是他人的事。不是他人的事,如何用他人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呢? 一直以来,我都想引人注意。标新立异最直接,也最容易。很长一段时期,我追求形式技巧的突破。主题要富争议,情节要富张力,结构要不断翻新。文字上,自创。2020年《香港文学》,幸金顺评论我“运用破碎与不连贯的叙述语言和修辞隐喻”。我赞成他说我“有如手持镜头所拍摄的电影,画面在不断摇晃下造成了模糊或晦涩的空间”。我领悟到自己的缺陷。还是一意孤行。直到2021年10月,我投了一篇散文给星洲。被拒绝了。我非常郁闷,跟老公发牢骚。我猜测问题所在。我对老公说,艰涩的文字什么时候才能被接受?老公问我,为何要艰涩?我说,我不懂简单啊,simple but witty,我办不到。他说,为何不能simple but sincere? 自此,主编接受了我多篇散文。每次寄出稿子的简短电邮里,我对她说,谢谢阅读。因为不适用,我知道她读了。待用,是她回信了。下一封给她的信,我更懂该怎样的语气,该怎样的叙述和该拉近多少的距离了。一封一封信里,我一点一点拼凑她。哪一句会触动她,哪一句让她牵了牵嘴角,又哪一句会让她为我蹙一下眉呢。来来往往中,我也慢慢在文字里成型。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信给读者呢?读者,可以是我需要的他人的眼光。 或许,有一个想象的读者,我就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我会认真、诚心诉说自己的想法、情感和故事。我会专注写好当下的这一封信。然后,我不会想到作品得奖以后应该致什么辞。不会想到出书以后是否回母校打书。不会想到接踵而来的开讲座、当导师、当裁判了。 当我心中的读者,慢慢成型时,我读出来了。过去我的文字严重断裂。我一味追求文字风格,故意偏离正常的语言形式。原来,这造成了阅读障碍。我努力用独特的语言说故事,以致沉溺在断裂的思维里,不自知。其实,语言就是思维。当我的文字在不断跳跃、隔绝、自圆其说时,我的思维也是不连贯、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  只是,文学是追求新意的啊。而文学不是科学。文学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人能说,新意是什么,是如何做到的。有人说,小说不应该议论,可是帕慕克可以把绘画历史和绘画理论写进《我的名字叫红》。有人说,小说最忌全能视角,可是黎紫书的《流俗地》写出了超过十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人说,小说不是哲学,可是兰德的《源泉》,即使人物符号化依然让人读得血脉偾张。有人说,小说要好读,可是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写出了艰涩隐晦的暴力美学。而好的作品,又百花齐放,千奇百怪。范俊奇的《镂空与浮雕》让人看到绮丽的印象派,又观赏到动感十足的系列镜头。李娟的《羊道三部曲》是轻灵的木吉他民谣,让人沐浴清风中。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是一支舞蹈,蓝天白云下,水土绿茵上,鸟鸡猪驴羊和谐相伴。更有杜拉斯的《情人》,逻辑不通、思维混乱,却极具感染力,让人不禁迷恋。这些作家,都走出了自己的风格,与众不同,还超群出众。说到底,文学是个人化、个性化的。要独树一帜,只能循着自己写。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 我知道,从自己出发,往自己里去,容易自恋和自溺。我曾经出错。错了,更正,还是错。我想,我还是想继续。我还是愿意在文字风格上,继续探索。只是这次,我记住了:独创不是没人懂。 我想起Catoblepas。我是从尤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读到的。它来源于古希腊神话。福楼拜的《圣安东的诱惑》和博尔赫斯的《幻想生物之书》也提过它。卡托布勒帕斯是一个从脚开始吞噬自己的神话动物。我曾经认为,这个动物是怪兽,像失忆的人自己吃掉自己的存在一样。我想,用这个动物来隐喻创作,也可以。就是知道自己会出错,还是愿意继续错下去。而且,就是从这一个错,凑近下一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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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气球》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月21日及2月24日 像我这么恐惧社交的人,对话都在脑袋里发生。 疫情解禁以后,重新踏入小公园、看到许久没看到的陌生人、意识到交际的可能性,我才感受到了被禁锢时的孤寂。其实相反的,那段日子里,时时刻刻紧绷着的神经都在提醒,我的命运跟大众是相连的。我从未觉得自己跟世界,是那么紧紧关联。似乎我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世界。我不只是我了。我是一个巨大世界里的一小小部分。我也因此期许自己,未来的创作,能有更宏大的格局、更接地气一点。不要只沉溺于自己的内心小角落。 要踏出来。于是,我放开胸怀,感受清晨。早晨街道上的车哨声、三两个晨运者的身影,甚至大树枝头上微微舞动的叶片,都是自由、健康和宁和。我内心一阵悸动。这是多么难得的美好啊。我要进一步参与。 我主动跟已经熟悉,但不相识的阿姨和叔叔点头问好。 世界受困时,我也感受到了大众的难处。多少人无法上班、工作、做生意,没有收入,甚至没有饭吃了。而我,只是少了遛狗的自由,是多么的幸运啊。我决定,我要回馈。我有的已经足够了,可以给出一点点。他人分享到的,也算是我拥有的。还在行动管制的时候,我去一贯光顾的水果店买水果。我知道,这类小生意陷入困境,很需要帮忙。结算时,我给了一张大钞票,说不用找钱了。可是,老板坚持不多收,还是给了折扣。疫情前,我跟他已经像朋友一样,每周都见一次面。开始时,他给我一两块的折扣,我以为只是想我继续光顾。我想,这只是做生意的伎俩吧。可是,一两年过去,甚至现在都来到五六年了,他还是每次都给我优惠。我还发现,除了我之外,他跟其他的顾客是斤斤计较的,一两毛钱都不能少。我一直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对我那么好。唯一的答案,大概就是一份缘分吧。可以跟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做朋友,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就喜欢重复光顾同样的小贩或者商店。甚至会变成一种无言的契约。似乎这样,我跟他们之间有了不明说的友善和亲密。有一个马来阿姨,每周六傍晚在街角摆摊卖糕点。她的糕点到现在还是只卖五毛钱。有一次,我问她,为何大家都卖到一块钱了,她还这么便宜。她回答说,怕起价了没人买啊。她问我,起价了,还买吗?我大大声说,买啊!我特别喜欢听到她说的一声谢谢。我觉得自己又献出了一份力,让世界更美丽了。  疫情期间,我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饮食上。偶然间,我发现了一家我家附近的住家式面包店。他们烘的是酸种面包。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尽量吃得健康一点。健康一点,也意味着消费高一点。我发现,只要还是自己下厨,吃比较贵的食材,还是会比外食来得经济。所以就大胆进军健康食品。我发现,这个住家式面包店,竟然是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在经营。开始我觉得很不妥,因为他没有跟自己的爸妈一起住,也不上学,只在家自修。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住屋友,表示我的担忧和关心。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已经是成人,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只要跟他做朋友就好了。于是,我倾注了大量的热情。每次吃了他的面包,我都给意见。我想,厨师和作家一样,都喜欢评语。他也常常回赠几块饼干和一片蛋糕,表示感激。我心想,他一定觉得成人的世界真是美妙。至少,有我如此的顾客。 上个月初,我和老公去了一趟玲珑小镇。这趟小出走,真的让我们俩都太满意了。最主要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导游非常专业。他热爱自己的乡土、对自己的工作尽责、一心想改善自己的社区。所以,他非常热情介绍玲珑小镇的大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我呢,乘这个机会,尽情挖掘。我不但问了关于那些考古遗址的资料、玲珑小镇的风土人情,还不断大胆询问关于马来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敏感问题。导游都很诚恳和很从容地作答。我非常敬佩他的包容。他说,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是广为玲珑宣传,好让他的家乡能获得应得的关注。我当然义不容辞。尤其,我不但被这个专业又热情的导游感动。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导游安排了一趟一个小时的湖上游览。在接近尾声时,远处湖面上是一个马来阿姨。导游说,她的舢板是要站着划的,如果坐着会费更大力气。导游和我们的船夫不断跟阿姨来回传音。我沉浸在眼前的湖光山色,没有在意他们说什么。然后,导游问我,要吃榴莲吗?这么巧,我就在前一天跟老公说,想尝一尝甘榜榴莲。我想,在湖面上买榴莲,也是难得的体验。当两艘船靠近时,我发现阿姨船上只有两粒榴莲。我在考虑要买一粒还是两粒时,导游伸出手去只拿了一粒。我回头看导游,却一直碰不上他的视线。当我还在等待着应有的交易程序时,阿姨已经划桨,离开了。我和老公都那么惊讶。回过神来,我们赶尽在阿姨漂得太远之前,补上一句谢谢! 玲珑小出走,只是三天两夜。但感觉很久了一样。不论是知性、美感还是人情上,我都收获满溢。我真觉得,人间太值得了。我住在的这个地方,真值得我付出更多啊。回到家后,第二天,我得去办货了。我是还沉醉在小镇的美好时光当中。但是,还是要回归到日常来,要吃饭的。这一天,我和老公吃了早餐,就去大卖场。自从疫情以来,我养成了一个月只办货一次的习惯。所以,我们的推车里通常装满了各类货品。有冷冻肉类、奶制品、面食、豆类、零食、新鲜蔬菜等等。芙蓉刚实行减少塑料袋政策,我很乐意响应,就带上几个环保袋。我们惯常一起把货品堆到收银台,然后才到另一边去一起装袋子。这天,这个女收银员很有效率。她快速扫描了,就一样一样东西挤到柜台上。货品越挤越满,我和老公来不及分类、放进环保袋里。 突然,砰的一声! 我看着女收银员的手,撞倒了那瓶洗手液。她弯下身,拿起,说了一句:“这不是我的错。”然后,把那个按咀已经破裂的洗手液挤进来。 我同情这个女售货员得自己掏腰包赔偿。我原谅她毫不掩饰地怨恨我。我理解这是时代的矛盾、制度的不完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但是,我还是不要妥协。因为我不是那个直接促使这个意外的最后一个人。我回答说:“我不会要的。” 我豁然惊醒,我对友爱的想象,像气球里的美梦。它在空中飘荡时,饱满而靓丽。只是,气球会有爆破的时刻。砰,一声巨响!里面是空的。 回来后,我跟玲珑导游继续在手机里通了简讯几天。主要是给他我的评论、文章和照片的链接。他说了很多客气的话。都是“谢谢”、“万分感激”、“真的很感谢”。到最后一天,我觉得我已经回馈完了,我对他说:“我希望我们是朋友。以后我还能问你关于马来民族的问题吗?”他回答说:“当然可以。只是你得有耐心,因为我或许不能立刻回复你。”我想,他没说,我们是朋友。几天后,我在他的脸书看到他有了新的顾客。他同样的用了“真的很感谢”这样的字眼、同样贴了他家的楼梯前的合照、同样用别人的好评来做宣传。我以为,在他心里,我们是他很珍贵的顾客、我们真是很独特的友族同胞、他很高兴原来各民族之间也可以这么融洽相处。 我跟少年面包师之间,也停止简讯了。他已经有了几个小帮手。以前,去买面包时,都是他送到我的手里,然后说:“有什么意见,你让我知道。”而我是那么认真听进去了。回到家,要是尝了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善的,我会直说。要是觉得没有问题,就不吝赞美和鼓励。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也可以这么认真品尝出面包的口感、香味、味道层次了。其实就自己幻想,在少年心里,或许会有这么一句,这样的顾客太好了。可是,有一天,他的母亲传来一个音频,说:“如果每一次你有什么comment和feedback,都欢迎你给我知道。”我恍然醒悟,我是不是给少年太大的压力了。果然,后来他就专注待在厨房里,让其他小帮手和他的母亲来负责门面的顾客服务。我最后一次吃了他的奶酪蛋糕后,给他提了一个小意见。但是,他一直没有回复,连两个勾勾的颜色都没变蓝。而那一次,是他亲手给我蛋糕,也亲口对我说:“吃了,给我feedback。” 上个星期六,我去买水果。还是老板的弟弟在掌柜。总是给我两块钱折扣的老板已经不在好几个星期了。弟弟没有老板这么慷慨,最多只是不收整数后的零角。我有点想念老板。我想念他可能在每次给我折扣的时候,心里说,这个妇女是长期的顾客,我们之间是难得的关系。 两天前,我们家隔壁街的邻居阿姨,从柬埔寨回来。她去探望自己的女儿两个月了。阿姨是个很爱说话的人。每次晨运遇到她,她都可以随口讲述一两个小故事。我之前为了写长篇,也去请教她关于华人食物和烹调的知识。她非常乐意分享。而我们之间,也一直在对方出远门时,帮助喂家里的毛孩。阿姨算是我们最亲近的邻居了。我做了糕点,都会给她送去一小盘。她吃不完的木瓜和番薯,也会特地送过来。这天,我路过她家后巷,发现她的窗口开了,知道她回来了。我特地绕到她家前面,去问候一下。她热情的请我进屋里坐。我有点不愿意,但不好意思拒绝。坐好后,她开始讲述自己在柬埔寨的经历。说住了一个月后,想要去越南旅游,顺便可以出关口,然后再入境来,就能再待一个月。可是,天公不作美,下大雨,土崩,堵住了出境的路。结果,花了五十美元在黑市买了一个印。我一直点头、眨眼、发出哦、哦哦。接着,她颈项一缩,说:“对面的肥佬,放毒药毒死他隔壁再隔壁家的水蓊树。那个印度阿伯还不知道,每天扫枯叶,说是换季落叶。我跟他隔壁的阿姨说,千万不要去吃那棵树下的班兰叶了,会中毒的!但是,我叫她不要去跟印度阿伯讲,是隔壁再隔壁的肥佬下的毒。我说啊,如果她说了,就是害我了。”我问阿姨:“你怎么知道是肥佬下的毒?”她大声说:“他自己告诉我的啊!” 我心里有很多不满,都没说。我回家后,对老公说:“幸亏我们这条街,只有隔壁的马来先生和对面的印度大叔喜欢到屋外去抽烟。其他的人都躲在家里。” 我们一天遛狗三次,是避免不了跟邻居碰面的。但是,我们的马来话非常烂,他们又不擅长英语,所以总是在“Sudah makan,boss?”和“ya,ya.”之后,就能结束对话。 今早,我们跑步时,我跟那个养狗的穆斯林叔叔打招呼了。他总是举起一只手,给我最灿烂的笑容,然后说,早安。他的那只小黑狗则对我们视若无睹,忙着嗅嗅这草丛嗅嗅那柱子。我想起那个只有周末才会出现的女士。我们装着没有看到对方很久了,有十年了吧。就在疫情解封后不久,我鼓起勇气,跟她对视、点头、微笑。她很尴尬地翘了一下嘴角。那次之后,每次我们碰面,她还是努力避开我的视线。而我一直不断主动献上眼神 、点头、笑容。今早,小黑狗抬着头经过我身边,瞄都不瞄我一眼。我于是决定,以后不再去打扰她了。我心里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好烦哦,可以让我享受自己的时光吗?另一个是:我好害羞哦,还是默默走开就好了。我想,我应该学会,不在乎到底哪一个脑里的对话是真实的。 其实,任何一个声音都无所谓的。只要不是:这个女士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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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姑姑吗?》

刊登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2年9月13日,9月16日 我是很想激动起来。那才是自然的反应。因为这点意识,我虚伪了。 当我读到手机上,茵茵传来的那张照片和一则说明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我的脑海里立刻揣摩应该怎么回复。而且我那么着急,想要立刻回应,好像迟了一点,都表示不出我的兴奋一样。茵茵说,那些在地面上摊开的纸张,是我给她写的信。照片里还有几张彩色卡片:可爱的黄鸟、戴红帽的小牛和一颗大大的心。这些卡片我真的认不出来了,但也能确定是圣诞贺卡或者生日祝福吧。我那个时候,是很想讨她们的欢心的。所以,留学上海后,还不断写一些简单的信给茵茵和馨儿。当时,她们四五岁,还在幼儿园。再看照片,那些信,可是密密麻麻的填满了字。我记起来了,是大嫂给她们念的吧。我总是在信封上写上她们的名字,然后地址下写着:c/o大嫂。我就是要我的两个小侄女感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心意,唯她们独有。 大学四年,我一共回国度假三次。有一次,大概是最后一次吧,因为她们都已经上小学了。抵达家后,她们绕着我叫,姑姑,姑姑。然后,迫不及待向我展示她们的雨伞。是两把小孩专属,而且是小女孩专属的彩色小伞。我不明所以,不知如何反应。大嫂笑盈盈地说,我在其中一封信里说到,自己穿着雨衣骑脚踏车去上课。我想,大概是上海的梅雨季节吧。在自己国家,雨下得再大,总是能找到避雨的方法。在上海可不行。六七月里的雨会连续下好几天,甚至整周,是怎么也躲不过的。大嫂说,不论她如何解说,都说不明白,雨衣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她就带着两个女儿去杂货店、便利商店、大购物商场,到处找。可是,小孩专属的小雨衣,找不着。于是,大嫂买了两把小雨伞。她们可一点都不失望,还开心极了。接下来,就日夜盼着一场雨的到来。大嫂说,当一场小雨终于降落时,她们撑着小伞,站在雨中,像两朵太阳花一样盛开。我真没想到,一场异乡长命雨,随我的文字下了两周,飘扬过海拍打我的家,淋湿了两颗小心灵。 每次回国度假,我都会把时间腾出来,陪陪两个小侄女。比如,我要求男友跟他父亲借车,载她们一起去逛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四人到刚建好的双峰塔吹冷气、吃炸鸡、喝汽水。我和男友牵着她们的手,走到阳光广场中部,想从那里到空中桥梁。可是,围栏阻住了去路。却没有人在看守。轻狂的我想拉两个小侄女步入禁区。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可是,乖巧的侄女们却执意不肯犯规,不愿意踏入围栏的另一边。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家人时说,她们太规矩、太怕事、太没有冒险精神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不妥之处。 除了双峰塔,我们四人还去了其他地方。应该去过动物园吧。或许,大嫂也同行。大概也一起进过电影院看暑假动画片。说不出是哪一部了。现在记起来的,倒是我陪她们在家里看迪斯尼卡通片。她们最喜欢跟随电视荧幕的片段,玩角色扮演。被子披成披风或者绑在腰间变长裙。枕头可以是《美女与野兽》里的雪球、《木兰》里的湖面或者《辛德瑞拉》里的南瓜马车。那时非常流行吉卜力工作室的全套盒装VCD。是我叫大嫂给她们买一套的。其实是我自己很喜欢宫崎骏。我一直觉得,《龙猫》里的那对姐妹,正是馨儿和茵茵的写照。那时大姐馨儿留着长发,妹妹茵茵剪了清爽的短发。为了满足自己的遐想,我暗里希望,大姐把辫子剪掉、妹妹梳个双马尾。我不只一次对她们说,馨儿和茵茵就是追灰尘精灵、遇上龙猫、坐上猫巴士的小月和小梅。 还有一次,我们去了一趟热浪岛。我对大嫂说,我和男友可以带她们乘搭长途巴士,还可以带她们乘船,然后在海边拾贝壳、到海中央浮潜。大嫂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她当面问大哥,让大哥来应付。而大哥睁大眼睛,想了两秒说,如果爷爷和嫲嫲一起去就没问题。我怎么可能让我爸妈来监督呢。最后,只有我和男友跟另外三个朋友上路。这趟跟侄女们的出游,不曾发生,只在我心中留下许多的美好幻想和一丝的苦涩遗憾。我是不满意的。这次,我突然发现了,原来自己没有两个侄女完全的掌控权。 都是久违的回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记起。 那些年,我从中国买了很多书给馨儿和茵茵。那些《安徒生故事集》、《格林兄弟童话篇》、《三海经神话故事》,我自己都没读过,就交了给她们。我也买了“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的芭蕾舞剧,让学习芭蕾的大姐观赏。毕业回来后,我还带她们去观赏儿童舞蹈展、逛书店。茵茵那个时候开始爱上涂鸦,整日在学校练习簿上写写、画画。我差一点就把朱光潜的《美学》交到茵茵的手,最后觉得还是再等上几年。我那么希望她们得到艺术的熏陶,可以变成有文化气息的气质女生。 可是,我开始听到了一些话。我妈说,大哥投诉女人不该念太多的书,否则会找不到老公。当时,我结束了大学四年的恋情,正单身。大哥就是拿我作坏榜样。更糟糕的是,这时我得了躁郁症。我的性情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再也无法正常将自己的感情投注在我的小侄女身上。也是这个时候,最小的侄女,菁菁出世了。我跟菁菁很生疏。甚至于,我不喜欢她。大家都说,她是三姐妹中最聪明灵巧的。大家都非常宠爱她。我却认为,她任性刁蛮。我一直对她很冷漠。我对待她跟两个姐姐的态度,完全相反。有一次,我跟大姐二姐玩,刻意冷落她。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了。可是,那一幕,历历在目。小菁菁扁着嘴、红了双眼和鼻子,向她的妈妈和嫲嫲哭诉:姑姑不喜欢跟我玩。说完,她放声大哭。那句话,深深刺痛我。她的哭声,让我想钻进地里去。当时,我妈和大嫂看看我,又看看小菁菁。然后她们若无其事,哈哈大笑。我呢?我痛得不知道应该安抚自己,还是更厌恶自己。 三个侄女自然慢慢地长大。一方面,我不认同我大哥大嫂的教育理念,也就是不给她们过大的压力。大嫂说,看姑姑吧,姑姑就是压力过大,才会心理不正常。所以,她的女儿不能上独中,应该选择功课不繁重的国中。每次考试时,女儿们千万不能熬夜,降低要求,只要及格过关就好。有时候中午,她们想要温习功课、读读书,大嫂也不鼓励,反而劝她们去睡午觉。我觉得这样生活是不进取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没有强烈的意愿,担起教育我的侄女的责任。于是,每次看到她们在朝向我不认同的方向成长,我就默默回身。渐渐的,我越来越远离她们。我越来越忽视她们。每次,我内心呐喊着:“如果我是她们的母亲,我就不会这样做”时,我就会迫使自己走开,不跟她们玩、不跟她们说话、不跟她们有眼神的接触。 很多年后,我才醒悟,我真的不是她们的母亲。我的身份,本来就不允许我干涉。那是大哥大嫂一家子的事。我应该尊重他们。我也明白了,如果我有自己的女儿,我也未必懂得如何给她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我美化也简化了一个女孩的教养过程。比如,那些我买给她们的书,后来自己翻了翻,才发现其实没有写得很好。她们大概也没有翻超过五页吧。那些经典的芭蕾舞剧的VCD,早就不见踪影。我一直怀疑,宫崎骏卡通片里的经典人物,对她们的人生有多少影响。其实我想,会不会像迪斯尼公主一样,那些卡通片早就被她们嫌弃、遗弃、遗忘。原来,我投射在小月和小梅身上的爱恋,是我投射在馨儿和茵茵身上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期许。或许,姑姑一直在一厢情愿和强人所难而已。 后来,大哥一家搬走了。馨儿、茵茵和菁菁也搬离了姑姑的世界。每次家庭聚会,剩下“啊,考试过了,快毕业啦?”、“几岁啦?二十岁了哦。”、“工作得愉快吗?”、“已经三十岁咯。。。”时间在流逝。我知道,自己没有参与的部分,在一点一滴塑造她们。我所不知道的经历,已经构成了她们的人生。我已经不了解她们了。她们已经不是那段岁月的小馨儿、小茵茵和小菁菁了。 我知道,茵茵还留着我给她写的信,我应该表示兴奋。可是我明明就兴奋不起来。内心深处,对于馨儿和茵茵,我觉得我辜负了她们。也辜负了自己。对于菁菁,我更是连辜负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同时,我又觉得,现在的距离是恰当的。她们最不需要的,正是我的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多管闲事。只是,为什么,我那么排斥想起那段岁月?为什么,我觉得愧疚?我愧疚的是,我曾经参与?还是我后来的退出? 茵茵说,他们这次搬家,她整理物件,才发现了这些信。她说:也看到姑姑抱着大姐baby的时候。我记得那些照片。馨儿是我生命中第一个降临的婴孩。十多岁的我,兴奋得像是自己有了一个孩子一般。是比自己的妹妹还亲密的。三十年前,用的还是旧款的菲林照相机。我帮baby馨儿拍写真时,大嫂还担心闪光灯会伤害了她的眼睛。而我是那么自豪,因为后来照片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每次看到那张baby馨儿笑得像一个小笑佛一样的照片,我就心花怒放。似乎这就是全世界最最可爱最最漂亮的baby。所以,情感上,我最亲最疼馨儿。我在手机上回复说:要找一天去你们新家,然后看照片重温往事。茵茵过了好一会儿才答复:可以哦!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心想,她耽误了一点时间,是去告诉大哥大嫂,而不是想着如何婉拒我。 上个周末,我、我老公和我爸妈,第一次到访大哥的新家,还过了一宿。  第二天清晨,我们八人浩浩荡荡,出动两辆车,到临近的小镇去吃当地特色美食,炸猪肠。逛了早市后,尝试探索一些英殖民时期的遗址,却在小径尽头被大闸门拦住了,只好结束小出游。回到大哥家,我妈因为中午之前不吃荤,这时才吃着前一天晚餐剩下的沙拉。我爸妈和大哥大嫂在餐厅那边,边吃边聊。我跟馨儿、茵茵在客厅这边,也是很随意地说着话。近十年来,每次见面,我跟她们的话题就是各自家里的毛孩。我靠在窗边,一会儿看看她们家凶猛的狗仔,一会儿瞄瞄馨儿茵茵。这时,门外有辆摩哆经过,还响了一声汽笛,宾宾。狗仔立刻不甘示弱地吠两声。茵茵说:狗仔每次都要吠。我不经意的说出了一句:就像馨儿小时候一样。 馨儿和茵茵看着我,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解释说:大姐小时候,还不懂得看电视,但是每次电视播广告,她立刻会被吸引。那时候有一个广告,好像是卖面包的。有个印度大叔,骑着摩哆卖面包。他经过路上的车龙时,会按汽笛,宾宾两声。每次大姐一听到这两声宾宾,一定抬起头来,然后也会跟着,宾宾。 瞬间,馨儿和茵茵的眼睛亮了。她们互看,然后轻盈地笑了。馨儿有点害羞地说:我忘记了。我说:是啊,那时你还很小。茵茵的手拍了一下馨儿的手臂,有点取笑地说:大姐小时候。她们俩又互看,又轻盈地笑了。 豁然,我想,她们也爱听关于那段岁月的故事。 回到自己家,我仔细想一想那个广告。我记起来,是政府出资的鼓励共乘一车的广告。其实,不是宾宾。是一声很粗暴的,oi!印度大叔的面包摩哆撞到了一辆车的侧镜子,车司机生气地oi了一声,还有一个不雅的手势。小时候的馨儿连那个不雅的手势也学得惟妙惟肖。 记清楚的那一刻,我有股冲动,想立刻传简讯告诉她们。而我也察觉了,自己内心很激动。原来,她们没有觉得过去的故事,是老人家伤感的缅怀,是无趣、沉闷又无聊的。原来,她们也很乐意聆听,关于她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这才发现,过去十多年来,我面对她们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话题。我害怕自己太多教诲训导,或者跨越了界限,涉入她们的隐私。因此,我总是对她们说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三两句“是吗”、“是这样”、“好啦”,就匆匆结束对话。原来,我一直在逃避。我是不懂得如何面对她们。我心里一直那么在意,她们是否在责怪我。她们会怪我在她们小时候太霸道、太强势、太强人所难吗?她们会怪我在她们小时候硬硬将我觉得好的东西塞给她们吗?或者,如果她们还是感念小时候姑姑的陪伴与宠爱,那她们会怪我,后来不再关心、不再在乎、不再守护她们吗?她们会怪我,后来她们的成长,我缺席了吗?她们是觉得姑姑在那段岁月太为难她们,还是觉得姑姑后来放弃了她们呢? 我终究没立刻打电话给茵茵。但是,我会告诉她们的。会有这个机会的。 下次,等菁菁也在场时,我才把故事的精彩部分,完整讲好。这次,菁菁因为工作原因,没回家来。她留学回来后,立刻找到了工作。是一份网上顾客资讯的服务员工作。听大嫂说,压力还蛮大的。因为找上门的顾客,都是心里不满、充满怨气、脾气不小。不过,菁菁最近也谈恋爱了。听说这个男友非常疼惜她,一有机会,就带她去吃好吃的。我妈就一直担心,她长期坐着接电话,又被男友喂养着,屁股会越来越大。这次,大嫂吃着炸猪肠时,也说了,下次要带她来吃。我想,我已经好久没跟她聊天了。 其实,姑姑从来没有跟菁菁聊过一个天。下一次,就下一次,我该问问她,留学欧洲时,自助旅行有些什么好玩的经验。我相信,她的故事也是精彩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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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了一辈子》

刊登于4月1日和5月5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每次交谈,我就不耐烦。又只能把闷气吞下肚。所以,我一直找借口不回去。然后对自己说,一个月见一次,频率已经不算少了。其实我内心不断有个声音:有一天,当爸妈都不在了,我会后悔吗? 去年没能回我妈家过年,其实我蛮自在的。回我妈家去,那房间比自己家小,设备简陋,甚至因为屋子老了而各种东西破旧和残坏。我们一家四口(我、老公和两个毛孩),总是夜夜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倒数着可以回自己家的日子。其实,我妈家是比我自己家大很多。尤其客厅,宽敞又凉爽。只是,我不愿意长时间待在那里。比如今年,大年除夕爸妈吵架时,我就快快躲上楼上去,关起门来,开冷气,等待吵声消音。 说我厌恶回我妈家吗,其实又不完全正确。特别是今年,我买了好多东西回去。先是团圆饭吃火锅的冰冻鱼片和虾子、五种菇类、两粒大白菜,然后有特地让妈妈开心的手掌般大的柑橘、香甜的香梨、自烘的酒香葡萄蛋糕,最后也少不了让爸爸开心的炭烧肉干、kuih kapit和烤腰果。新年前两周,我就忙着筹备这些东西。到了这个年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互相献礼,是一种仪式。这个仪式,维系和提升朋友友好、情人甜蜜、亲人恩情。可是,我也发现了:送出和接受礼品的时刻,一瞬即逝。如果人与人之间,需要靠不断送礼来制造欢乐,也太幼稚和肤浅了。毕竟,长时间融洽的相处,才是一段感情能幸福的关键。但是,偶尔的小礼物、小惊喜或小相聚,是一段关系必要的调剂和添色。所以,今年我迫不及待想回我妈家过年,带着各种买的、自制的食物。就好像一个小孩把一份礼物送到人家面前,急着要对方拆开来看一样。不过,很期待的那个美好的瞬间,真的很短暂。我真切感受到的是,自己更害怕送礼过后,得跟爸妈相处几天。 结婚后,没有跟爸妈住在一起,我一直在制造一些美好的瞬间。大约十年前,我跟爸妈一起去旅游。我带过他们去希腊、台湾、韩国和西马东海岸。可是,我发现,他们的要求跟我不一样。我喜欢走博物馆,他们觉得无聊。我喜欢省钱住便宜旅馆,他们觉得刻薄自己。我喜欢体验当地生活乘搭公共交通,他们觉得麻烦、累。最终,我发现,他们老了,不适合跟着我自助旅行。于是,我策划一些小出走。今年年二九的早晨,我们去久违的湖滨公园看花、散步。我以为他们一直有做运动,也喜欢大自然。结果,来到湖边,妈妈说,一眼看完了,我们走吧。爸爸呢,更在意的是公园里的咖啡馆是否营业,好让他坐下来吃早点和看报纸。我又发现,他们老了,没有精力跟我一起走公园了。也有一段日子,我调查本地网站,带他们品尝新奇的各种异国料理。可是,吃意大利比萨时爸爸说臭奶油、吃日本寿司时妈妈说吃鱼子杀生、吃日本拉面时爸爸说味增汤太咸、吃德国猪手时妈妈说很恶心。逐渐的,我发现他们无法享受新奇的料理。于是,我开始亲自烹调一些他们熟悉的菜肴,比如糯米饭和海鲜粉丝。结果,我再次发现,他们老了。他们的胃口在变小、口味在变淡。他们对食物的欲求,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 我何尝不知道,爸妈不在乎我带什么礼品回家,或者带他们去吃什么、去哪里走走。他们要的是,我多回家。然后坐下来,真心的聊个天。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双聆听的耳朵。 可是,我的耳朵,只听到妈妈的自我中心和爸爸的没有原则。 妈妈爱说话,不是一个听众。她很容易交朋友。很快的,她就能跟新朋友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故事。换成别人诉说自己的心事时,她听到的是跟自己有关联的部分。接着,就从自己出发,又轮回她来诉说。新年前妈妈到六阿姨家。表哥患上忧郁症,六阿姨向妈妈诉苦。她立刻联想到我也曾经患有躁郁症。然后谈起了她跟我一起去中国散心,爬了无数的山、住了非常便宜的酒店、吃了毕生难忘的火锅。我想,六阿姨心里也是只有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想听妈妈如何为了女儿,劳心劳力。如果有人愿意当妈妈的听众,那也无所谓。可是,妈妈说着说着,就会说到自己的童年不快乐、自己的婚姻不美满、自己的灾难很多、自己的命很曲折。她的结论总是:自己是世界上最苦的女人。她看不到,她没有病痛、她没有露宿街头、她没有挨饿、她没有陷在人为战争与自然灾害之中。她的心中,只有自己和自己的付出、自己没有被珍惜、自己受的委屈。 爸爸没有妈妈那般善于表达自己的心事。可是,爸爸爱发表政治上的见解。他常常振振有词,中国如何强大、美国如何小人。美国政治阴险,他痛斥。中国贪腐官僚,他说这是正常现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一样。纳吉和罗斯玛的电话录音被公开,我说这违反正常程序。他说,纳吉不知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的政敌多久了。爸爸说马来政治人物鬼打鬼非常好,正好给马来同胞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可是,他却看不见,中国政府也控制媒体言论,粉刷太平,吹捧神化毛泽东、周恩来、习近平。爸爸的评事标准与原则总在漂移。而这种漂移的原则不但套在政见上。爸爸面对家人时,也是多重标准。没有人可以说婆婆一丁点的不好。可是他可以数落外婆的不是。我留学时,被陌生人性骚扰,爸爸气得脸红耳赤、手抓拳头。可是,我的小说透露我小时候被二伯性侵犯,他却淡然地说,没什么好说的,难道要鞭尸。爸爸在不同的人、场合和状况下,会有不同的口吻。追根到底,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名声,不断变换视角和立场。 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互相不尊重。 爸爸是很有主见,也很坚持己见。却常常无视妈妈的需要。最令妈妈难受的是,爸爸在朋友和自己的兄弟面前,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可是,面对妈妈,就是温柔体贴不起来。有一次,他们去印尼旅游。准备回家在机场时,妈妈跟爸爸要印尼盾买东西给我。爸爸却不让,说是要把钱留给二哥家的印尼女佣。还有一次,妈妈在社团跟一个女团员发生矛盾。爸爸也牵涉进来,因为妈妈怀疑女团员对爸爸暗生情愫。他们这次吵得很凶,也吵了很久。最后,妈妈要我干涉,约我出来当裁判。爸爸始终不肯说女团员的一句不好,说自己没有权力评判人家。 而妈妈呢,她的牢骚,永远都倾泻不完。她有太多的抱怨。从我有记忆开始,她就在投诉爸爸。从以前爸爸不会夹菜给她、爸爸抽烟、爸爸脾气暴躁、爸爸不愿意载她去巴刹、爸爸固执、爸爸只爱吃椰浆饭;到现在,还是在说爸爸只吃香蕉一种水果、爸爸写书法一整天不跟她说话、爸爸不愿意分担家务不愿意多洗一个碗。最糟糕的是,妈妈总是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话。她觉得,自己劝不了爸爸、改变不了爸爸,就要靠外人来施压。可是,她从来不觉得,需要尊重爸爸的意愿。只要她认为是对的,爸爸理所当然应该遵从。然后,不停地念不停地念。我最怕听到的是,爸爸又偷偷摸摸给二哥寄钱、爸爸又粗暴怒骂大哥、爸爸只吃二嫂表面客气这一套、爸爸忽视大哥大嫂的感受。而且,妈妈总是加上一句:你去跟爸爸讲。 爸爸偏爱二哥,妈妈偏爱大哥,这是大家公认却不公开的认知。即使爸爸一直说自己没有亏待大哥,我们都目睹了他对大哥的冷漠。即使妈妈一直自我辩护说自己是在补偿大哥,也否认不了忽略了二哥的事实。而我呢?我是集二人宠爱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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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的第二玩乐》

刊登于2022年1月7日《星洲日报“文艺春秋”》 几天前投稿失败后,我想,如果我的写作能像我的烹饪一样,就好了。我霍然想起,两三年前,报刊上有个专栏,叫“作家的第二专长”。当时,我没有被邀稿。但是,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紧张兮兮的,害怕有一天,电子邮箱会出现一封来自编辑的信。然后,我非常认真地思考自己有什么专长,还非常认真地构思起一篇关于我观看电影的散文。当时,阅读这个专栏的文章、等待编辑的来信、预备好自己的文章,整个过程对我来说蛮煎熬的。我希望交出一篇好的文章。所谓的好,是文章的形式、呈现和创意都让人耳目一新。我又希望,我的文章里说到的第二专长,会赢来掌声。说得简单一点,如果我要写我的第二专长,就要让人读了会对我肃然起敬。结果,专栏停了,我没有被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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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纪事》

刊登于《季风带》08期 我惊醒。写周记是我最拿手的功课。我早早就把上个礼拜发生的事写完了。我一字一字地数,本来149个字,达不到要求。于是,我在“但”的后面加个“是”,就刚好150字了,不多不少。身边的玉灵同学还在努力回想自己的周末,都还没开始写呢。我双手按在桌子上,下巴像个芭蕾舞女孩的脚尖一样踮在手掌上。我盯着黑板上的时钟。它一秒一秒地跳跃,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当华文老师把上次的周记作业派回来,由前面的陈建岳同学传到我面前时,我半睁开的眼皮看到了一个红辣辣的C!我的眼皮立马弹回眼球后面去。我吓醒了! 谢老师的评语是:太普通、太平凡。 我气死了。我的周记是按照真的故事写的。就是在家里看电视、跟妈妈去买菜和背马来文听写的生字嘛。难道为了让故事好听,就加进假的内容吗?比如妈妈带我去巴刹买菜,原本是买了青菜和猪肉,就回家了;难道为了不普通和不平凡,就说我遇见了玉灵同学,还发现她爸爸是卖甘蔗水的?我还能再加盐加醋,说玉灵因为觉得羞耻,就特意躲开了,可是我走前去对她说:你要勇敢,要爱你的爸爸,然后我们俩就握手说再见了。我是最厉害编造这种有启示的故事的,只是一直觉得说假话很不应该罢了。 现在我知道了。要拿A,就要讲好听的故事。 我想起了昨天休息节时,在篮球场看见的一件奇事。那是跟大小姐有关的。她就姓大。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只叫她大小姐。她就在隔壁,B班。我们这里可是A班。但是,我们班里所有的人,都没有她那么出名。她身边总是一堆跟从,像她的马仔一样。他们一起去食堂,总是霸占几张大长桌;一起去厕所,在厕所外等候时像等待大母鸡的小鸡仔;一起站在走廊聊天,聊起来大声笑哈哈可以把天花板都震得雷公一样隆隆响。 昨天,我吃完一碗咖喱面,正要回课室去时,发现食堂边的篮球场挤满了人。我好奇地凑前去查个究竟。原来大小姐带着一班女生在跟男生谈判,俨然电影中黑社会快打起来了的样子。 大小姐对一个高她一个头的男生说:“你们得让出半个篮球场。这里不是只让男生打球的。我们女生也要玩捉线跑。” 男生说:“可是,我们先到了,球也打到一半了。” 大小姐说:“现在的世界讲的是男女平等。你们霸占整个篮球场,就不公平。” 男生似乎想要威吓大小姐,靠得大小姐很近,把胸膛都顶到她的脸孔去了。 大小姐一点也没有退缩。她猝然双手推了一下男生的胸部,还大声喝了一声,啊! 篮球场上的七八个男生这下可吓坏了。他们退了几步,交头接耳起来。接着,两个小男生竟然就掉头走了。最高大的那个男生,也就是跟大小姐谈判的那个,脸色都发白了,嘴唇还颤抖呢。 有一个比较矮,但非常壮硕的男生踏一步前来,看了看手表,说:“让你们吧。反正要打铃了。你们也玩不了多久了。” 那班小男生于是就解散了。大小姐带领的女生团,分散在篮球场四周,开始沿着地面上的红线跑。 围观的同学们观赏完毕,逐渐散开了。 我听见身边的一个男同学轻声说:“大小姐赢了。她从来不会输。” 当时,我非常渴望成为大小姐的跟班之一。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近她。现在,我拿起我上次的周记作业,心里想:大小姐一定有很多很不普通和不平凡的故事。我要跟她做朋友。要让她告诉我许多好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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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修炼

刊登于2018年6月30日《东方日报》“文学传灯” 创作时,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对自己的作品有什么要求? 由于我严格要求自己创作的数量,所以没有太过求追作品的质量。常常,只要有点子了,我就投入写作。即使写坏了,我也觉得是在练笔。 从一开始,我便发现,写作最难的部分,就是作品完成后的自审阶段。由于写作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在审查阶段就有无法抽离,无法客观的困难了。就像天底下母亲都会觉得自己的宝宝是可爱的一样。 开始写小说时,总把作品丢给报章文艺版编辑或者文学奖评委去评定。投篮了或者落选了,就代表自己的作品写坏了。近几年来,我才要求自己以客观的角度,自我检视和自我评价。这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是一步重要自我要求和成长。   你的文學愛好是如何開始的?有哪些人或哪些作品影響了你,讓你踏入文學天地? 我是个很迟出家的文学爱好者。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玩闹中度过,没有认真读过什么文学作品。 但是,我自小就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而且,也喜欢思考。这两点气质,让我对身边事物容易有感悟。这些感悟成为了我现在创作的源泉。年幼时,我的爸妈常常带我出席许多文艺表演(合唱、舞蹈、独唱),开启了我的艺术喜好。 高中时期,我参与了戏剧活动,让我认识到什么是艺术创作。也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一些片断式的抒情散文。我一直觉得这些稚嫩的散文是我进入写作的开端。当时,我并不理解文学创作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朦胧的艺术感悟让我很幸福与满足。 进入大学后,一直没有再尝试创作。可是,我心里一直保留着一片小园地,希望能垦殖出文学的花园。 大概十年前,我结婚了,当了家庭主妇,有了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才立志严肃地读各类文学作品和写小说。虽然来到而立之年,我才明确了要走上写作的路;可是我也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十年。   创作给了你什么? 从立志于写作开始,我的人生方向就非常明确了。具体的目标便是阅读和写作。 开始写的小说都写坏了,但是我并不气馁。终于,我还是从入围花踪文学奖,到赢取了花踪文学评审奖到得到黄锦树(评审)的点名赞赏。 可是,创作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自我修炼和自我成长。我看了大量的书籍,参与了一些网上课程,也勤于练笔。我发现自己的脑袋组织能力逐渐在增强,文字的掌握越来越得心应手,记忆力和专注力也大大改善。另外,大量阅读提升了我的审美能力,也给了我难以取代的愉悦和满足感。 因为立志于写作,我的日常生活在我努力耕耘的过程中变得充实。简单说,我的生命因为创作而变得丰富而精彩。   請敘述個人作品誕生的歷程。你如何看待「靈感」這回事? 刚开始写作的几年,我一直写不出好的作品。这是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的,接触过许多文艺理论;所以,创作时都以形式出发,写出的小说都硬邦邦的。 后来,我发现,从自己记忆中的人物与事件出发,写出来的小说就比较有情感而动人了。于是,我明白了,创作必须带着情感,不能只追求形式。而最容易让自己有感觉的事,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经验。我学会了挖掘自己的人生记忆。可是,这不等于说,创作是复制人生经验。对我来说,一部小说是三分真、七分假的。而创作小说有趣的部分,正是那虚构的部分。 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给自己设下严格的纪律要求:每个月至少写一篇短篇小说。这十年来,我累积了上一百五十篇的作品(包括一些散文)。这期间,我领会过所谓的“灵感”这回事。当灵感降临时,作品的形式与内容都能一气呵成,而且完美契合。我明白,灵感是偶然而随机的,带有神秘而神圣的意味。可是,我也深信,自己平日里累积的作品,是一个准备和积淀的过程。所以,虽然我期待灵感的降临,但我并不守株待兔。我对自己说:囤积足够的垃圾以后,精品才会出现。只有不断的写,无法捉摸的灵感才会奇迹般降临。   随意谈谈本月发表的3篇小说吧! 我的3篇小说有一个相同的主题:记忆。 这是我切身的生活体会。我是个躁郁症的病患者。十多年前,我曾经经历两次的心灵灾难。两次的精神病爆发后,我的脑袋坏掉了。最大的后遗症是记忆力的衰退。曾经,每晚老公让我吃下了药,一个小时后,我就会完全想不起吃药的画面。曾经,我就是《做迷藏》和《不见了》里的主角,精神常处于恍惚,日常生活里丢三落四的。 于是,我尝试把自己的经验写成小说。我觉得,失忆就是自己的记忆被偷走了。让人苦恼的是,这个小偷就是自己,就像《做迷藏》的情节一样。《不见了》里的怪兽是我在尤萨(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里读到的。尤萨说作家创作像怪兽吞食自己再重新创作一样。我却认为,失忆少了再创作的部分,剩下单纯的吞食自己。而《校正》是尝试探讨“记忆”加上“时间”。当一个失忆的老女人,同时丢失了笔记本和手表,就完全失去了参照,迷失在黑暗中。   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期许? 文学奖曾经是我写作的目标。比如说,在写小说时,我都以一万字为目标,因为那是花踪小说奖的字数要求。现在,我不再以花踪文学奖作为目标。我觉得,我应该更往前一步了。陈大为老师曾经在写作班里说,追求文学奖的年限应该在十年左右。他说,超过十年还在为文学奖而写作,就终身只会成为文学奖的学徒而已。第十五届花踪文学奖在2018年底截稿。我不强求自己参赛。如果有灵感降临,我才会交出作品。 不参与花踪,我还是在创作。我目前有个长篇计划。还处于酝酿阶段。 无论如何,我对自己在写作路上的最大期许是:走得长远,一直写下去。我希望自己除了有写作的外在环境支撑着(生活经济基础和家人精神支持),还有自身的内在条件坚持着(意志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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